【编者按】当前阿根廷面临的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使人们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阿根廷会从历史上的富国变成一个不时蒙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阿根廷百年兴衰的原因何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董国辉从“1837年一代”的思想主张入手，分析了这一代人对此后阿根廷发展进程的影响。近日，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请董国辉教授进一步阐述了“1837年一代”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影响。

问：你曾做过一个题为“‘1837年一代’与阿根廷现代化‘悖论’”的学术报告。何谓“1837年一代”？

答：“1837年一代”意指以阿根廷“五月协会”为核心的一批浪漫主义青年作家和思想家，因1837年成立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文学沙龙”而被称为“1837年一代”。主要成员包括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多明戈•法斯蒂诺•萨米恩托、米戈尔•加内、胡安•马里亚•古铁雷斯、巴托罗梅•米特雷和卡洛斯•特赫多尔等人。他们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以小说和诗歌等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批判罗萨斯的独裁政权，基于自身对阿根廷历史的理解提出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问：“1837年一代”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答：“1837年一代”思想家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持批判性的观点，认为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造成了阿根廷社会结构的薄弱和民众的无知，是造成阿根廷野蛮与落后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1837年一代”思想家主张对阿根廷历史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寻求一条抑短扬长的发展道路；强调阿根廷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性，以构建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归属感为使命，追求国家统一的最终目标；强调根据欧洲和美国的宪政模式来改造阿根廷政治，建立一个以社会精英为领导核心的宪政民主制度；提出“治国之道在于移民”和“治国之道在于教育”的理念，主张吸引欧洲移民和发展教育来改造阿根廷的国民素质；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强调通过自由贸易、自由放任，赢得发展。

问：如何评价“1837年一代”对此后阿根廷发展进程的影响？

答：“1837年一代”奠定了阿根廷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在“1837年一代”思想的影响下，阿根廷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和以民族自治党长期执政为特点的寡头民主政治。1880至1930年期间，阿根廷GDP年均增长率超过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因之被称为阿根廷的“美好时代”。

推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种植业，到1930年阿根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冷藏牛肉、玉米、亚麻籽和燕麦的出口国，小麦出口居世界第三位。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部门也获得迅速发展，城市化和市政公用事业发展迅速，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前列。

但是，阿根廷的现代化又呈现出一些“悖论”：过度依赖农牧产品出口，使阿根廷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肥沃的潘帕斯草原，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加深了经济的二元结构；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外国资本的流入，使阿根廷经济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过度维护出口集团的利益，培育了服务于“精英”的寡头民主政治，造成了阿根廷社会的分裂。

问：“1837年一代”是否也与20世纪上半叶阿根廷出现的民众主义思潮有一定的关系？如何评价庇隆主义（民众主义）在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答：很难说“1837年一代”的思想主张与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民众主义思潮有直接关系，但两者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837年一代”思想影响下，阿根廷确立和巩固了一种以农牧产品出口为核心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发展成了“世界的粮仓和肉库”。然而，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培育出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主要由大地主、大牧场主、大出口商和其他与农牧产品出口有关的社会阶层组成。这个利益集团是在1880—1916年民族自治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很快发展成为制约阿根廷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1916年上台执政的激进公民联盟政府便是在长期与这个利益集团所代表的民族自治党政府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他们是民众主义在阿根廷的最早践行者。他们希望在阿根廷建立代议制民主，试图以社会分配来动员中下阶层，从而挑战民族自治党的寡头统治。1930年的军事政变实际上是出口利益集团对激进公民联盟政策不满的一种体现，它在阿根廷打开了军人干政的“潘多拉盒子”。据不完全统计，1930—1983年间，阿根廷变换了25位总统，每个总统的平均任期仅有2年，最短的只有49天，8位经过选举产生的总统，全部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另一方面，通过政变上台的保守派采取了牺牲国家利益而维护出口利益集团的政策，激起了阿根廷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力量的激烈反应，从而为庇隆主义的崛起扫清了障碍。

通过1943年政变登上历史舞台的庇隆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从一开始就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出口利益集团，提出了以“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为核心内容的庇隆主义，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如颁布了新宪法，将外国公司收归国有，大力推进国有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大力扶持“有组织的、为政府所控制的工会运动”，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扩大就业、提高工资、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控制物价等收入再分配政策。

结果，阿根廷社会出现了社会分裂：从再分配政策中获利的劳工、中产阶级等成为庇隆政权的支持者；传统出口利益集团和外国资本集团却成为反庇隆主义的核心。1955年的军事政变后，阿根廷便陷入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长期斗争的局面，该国也在威权主义与民众主义的摇摆中逐渐沦落为一个“衰败国家”。

问：历史学家热衷于将一切现实问题归咎于历史遗产。阿根廷的百年兴衰之路，是否与阿根廷的现实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的提法，我并不完全认同。历史学家倾向于客观地评价历史与现实。阿根廷的百年兴衰之路，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必定有其历史根源。谬用克罗齐的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该如何界定问题中所说的“历史”与“现实”呢？在我看来，阿根廷从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沦落为“衰败国家”，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现代化进程未能妥善处理好这样几对关系：一是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换代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内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三是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四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深而究之，阿根廷之所以未能妥善处理好上述关系，其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本国存在两个强大的、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一个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爆发前后，随着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发展而崛起的出口利益集团，另一个则是兴起于1916—1930年激进公民联盟政府时期，在庇隆政府时期（1946—1955）获得急速发展的工会力量。这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角力，彼此争斗，造成了阿根廷社会的分裂，从而使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