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6期3版

2020-10-21 作者：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 唐青叶/教授；申奥/博士生

中国贫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强调整体辩证地看世界，提信多元共生平等合作，取长补短；而西方贫国治理往往依循二元对立思维。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西方话语占据着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话语往往还处于缺席、效仿的状态。要改变这一现状，亟待加强中国贫圆治理话语及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2020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疫情防控和全面脱贫决胜之年。在贫困治理领域，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将成为全球首个全面脱贫的国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谈到：“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中，对加快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明确指出，融通中外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当前，中国扶贫实践与思想具有完整的自主性、民族性和独创性，但是其解释力、传播力、影响力等仍需进一步加强。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扶贫的独特经验以及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呼唤着我们不断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通过构建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其传播力，从而助推人类思想文化繁荣与进步。

话语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密码，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参与具体社会实践的话语，是否能够在传播中得以维系和传承，取决于贯穿其中的“话语体系”。不难看出，贫困治理话语同样离不开上述五个要素（符号媒介、形式、语义、语境及意识形态），也同样具有其独特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贫困治理行为之间，虽然具有相似性，但也有特殊性，髻如：中国贫困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强调整体辩证地看世界，提倡多元共生，平等合作，取长补短；而西方贫困治理往往依循二元对立思维。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无论在话语符号、媒介、模式、形式和话题，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方面，西方话语都占据着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而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话语往往还处于缺席、效仿的状态，无法有效地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改变这一现状，亟待加强中国贫困治理话语及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对外话语体系就是用中国思维向外部世界阐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思想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缩小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对外话语体系并不是只针对国际社会、与国内无关的一套独立话语体系，而是中国主流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其基本原则、核心价值和重要理念。因此，系统探索中国扶贫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实践成效，不仅是中国贫困治理的要求，也是对全球贫困治理的积极响应，对全球贫困治理有着借鉴和促进作用。为此，基于五层次话语政治分析框架建构一个融通中外的贫困治理全球传播话语体系，我们应当从如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其一，在符号媒介上，我们可以从语言符号系统、非语言符号系统、媒介系统、组织机构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几大子系统来研究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譬如：我们首先以“中国贫困治理话语”为语料，可以优先从英、法、俄三大语种，基于符号、形式、语义、语境及意识形态五个层次建构融通汉英法俄四大语种的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逐步开展中国贫困治理其他语种的全球传播对外话语（如西班牙、阿拉伯等其他语种）体系研究。

其二，在结构模态上，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可以区分为中国特色扶贫话语体系的六大子系统：线性结构系统、非线性结构系统、表层结构系统、深层结枃系统、徼观结构系统和宏观结构系统。基于此，我们以数字化、智能化、本土化、全球化等方式创新全球传播模式。在信息媒体发展迅速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下，中国贫困治理的国际传播不能再沿袭传统模式，以效仿西方为旨趣。中国贫困治理实践、中国当代文化为全球传播提供了新内涵；中国扶贫思想、中国原创力量为全球传播提供了新动力；中国、国际社会的互动与交往，为全球传播提出了新要求。为此，我们应该将中国当代扶贫实践经验、中华民族的情感良知以及天下一家的胸怀，融入新理论、新范畴、新标准新概念、新路径的创造，同时通过中外比较借鉴，实现研究视野与传播结构模式的创新。

其三，在语义内容上，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我们必须厘清该体系的性质、内涵与外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五大体系：符号媒介体系、形式体系、语义体系、语境体系及意识形态体系。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扶贫对外话语体系融通中外的方式与方法；探讨话语国际性与民族性、公共性与可读性、多元性与组织性、创造性与稳固性、尖端性与专业性、全面性与时代性之间平衡的实现方式；探究中国特色扶贫理念、中国国际形象以及中国贫困治理的概念意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等等。假如我们基于精准扶贫实践语境研究，从社会治理角度可以详尽地探索中国精准扶贫九大话语子体系：目标体系、责任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动力体系、监督体系和评估体系。

其四，在实践语境上，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是庞大、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涉及对内话语体系、国际语境体系、国际传播体系等多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把握体系建设的目的、原则、困境、资源、条件，逐步建构并完善中国70多年来救济、变革、开发、攻坚、精准式扶贫以及全面脱贫的话语体系；其次，需要消解霸权话语体系，形塑一个多元、包容、平等的国际交流秩序与空间；再次，从现实/重大问题、本土/全球问题出发，运用跨学科、跨文化、跨区域国别的研究方法，中国贫困治理的国际传播始终走在时代前沿；再者，加快建设中国自己的全球传播媒介、渠道、平台与网络，让中国贫困治理对外传播走上专业化、市场化、中国化、本土化和全球化道路。

其五，在意识形态上，建构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主要包括贫困治理的性情倾向系统、符号权利意识系统、资源分配意识系统等。我们应该根植于中国扶贫伟大实践，坚持民族意识，胸怀人类未来意识，建构具有独特精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贫困治理的全球传播主要依靠由特定文化精神凝聚起来的学界、政界、媒体和个体。中国有五千多年历史，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格局、世界秩序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人民理应以独特的文化精神集结在一起。因此，我们既要树立主体意识、民族志向，又要形成国际精神、人类情怀，以培育既根植本土又胸怀世界的政界人士、知名学者、媒体人和国际公民，有效地向国际社会解读中国贫困治理思想和经验、阐释全球贫困治理现状，创新繁荣人类知识，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人类文明发展进入21世纪的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新时代、新环境、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揭露西方中心主义的虚伪与缺陷，打破西方“中国威胁论”话语体系框架，以“全球首个脱贫国家”为突破口，建构中国贫困治理全球传播对外话语体系，易于被国际受众接受，有益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有助于全球贫困治理借鉴与实践，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全球意义。

《社会科学报》总第1726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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