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讲座】郭长刚教授应华师大邀请作题为“‘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历史地位”学术讲座
创建时间：  2020-09-02     浏览次数：

郭长刚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作线上讲座

“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历史地位

   

2020年8月21日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郭长刚应邀在我系做题为《“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历史地位》的讲座。

本次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世界史讲坛高端讲座”2020年系列的第八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历史研究院执行院长沐涛主持。本次讲座依托腾讯会议系统进行“云端”视频连线与直播，包括来自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师生在内的近300人参与此次讲座。

郭长刚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文化史、宗教与全球政治、全球学，在《拉丁美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有《古罗马的智慧:传统与务实的典范》、《失落的文明:古罗马》、《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全球化时代宗教信仰变迁研究》等多部著作。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历史地位。郭教授具体从1960年代的世界、关于“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以及如何认识“全球六十年代”三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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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郭教授介绍了上海大学的全球问题研究院，该院聚焦亚非拉世界的发展道路问题，其中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六十年代的亚非拉世界，本次讲座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即是该研究团体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讲座第一部分是对六十年代世界状况的梳理。郭教授谈到，亚非拉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二战之后至六十年代之前主要集中在亚洲和北非，六十年代则主要在非洲和拉美。80%的非洲战后独立国家在六十年代独立，1960年更是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在拉丁美洲，古巴揭开了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四个拉美国家在六十年代获得独立。“游击中心主义”的提出者切·格瓦拉在拉美多地实践自己的理论，使武装斗争一时风靡拉美。除了民族解放运动，拉丁美洲还爆发了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如多美尼加发动的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起义等。这一时期，欧美世界则出现了新左派运动，学生运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美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意大利校园运动、法国五月风暴、日本反安保运动等。此外，还有其他方式的社会文化运动，比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反战运动等。

第二部分是学术界对“六十年代”的研究情况。郭教授介绍到，关于“六十年代”的研究首先是亲历者的回忆，这在70年代大量出现。在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为“六十年代”辩护，比如沃勒斯坦视之为革命的时代；而另一边，彼得·科利尔、大卫·霍洛维茨等人则将“六十年代”视为堕落的时代。80年代末期之后，年轻学者对老一辈垄断“六十年代”的历史叙事感到不满并发起挑战，代表人物有大卫·法伯、道格·罗西诺、范·戈斯、杰里米·瓦伦等。法伯等学者认为“六十年代”在当时已具备成为严肃的历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并对传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分期提出质疑，即“六十年代”是否就是时间上的1960年-1970年。接下来，亚瑟·马威克在《六十年代：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文化革命（1958-1974）》中首次提出“长六十年代”或者“漫长的六十年代”（long sixties）概念。他认为，一个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呈现出特殊性的“六十年代”，实际始于1958年，终于1974年。因为在1958年青年人产生一种新的消费趋势，而1973年石油危机为全球带来的巨大影响在1974年显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认识到“六十年代”并不仅是对北美和西欧才有意义的范畴，于是在自身研究中引入“跨国史的视角”，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被主流的“六十年代”叙事遗忘的国家和地区。这一认识层面的转变推动了“六十年代”研究的全球化。1998年，汉斯·里哈特在《温和的“全球六十年代”》中首次提出“全球六十年代”这一概念，指所有不同国家的“六十年代”共享的一个模式，即“‘婴儿潮’一代的集体粉墨登场，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建立、一种反叛的青年文化的诞生、对性的宽容态度以及新媒体、尤其是电视无处不在的影响”。郭教授表示该定义尽管冠以全球之名，但事实上仍然聚焦欧美，具有局限性。2009年，由杜宾斯基等四名学者领衔的《新世界的到来：六十年代与全球意识的塑造》问世之后，“全球六十年代”的概念被普遍接受。杜宾斯基等人认为，西方的“六十年代”研究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视角，并且如果真正从全球视角看待“六十年代”，不同学者可以提出不同的时间界定。同时，研究者必须对全球的想象和各类地方性的议题的结合和碰撞产生的影响展开更缜密的分析。郭教授谈到，杜宾斯基之所以能够在2009年提出“全球六十年代”的概念，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学。

2014年，埃里克·佐罗夫在为《全球六十年代与拉丁美洲》专辑撰写的文章中，首次从认识论角度对“全球六十年代”进行定义，认为“全球六十年代”不只是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即“在跨国的框架下理解本土变化的概念性方法”，这一跨国的框架是由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的力量的相互交织而成的。郭教授指出，佐罗夫把“全球六十年代”从研究对象上升为一种研究范式。

在此，郭教授总结到，“六十年代”研究的发展路径是“六十年代”-“长六十年代”-“全球六十年代”，再到认识到“全球六十年代”是一种研究方法与范式。

接下来，郭教授梳理了我国“六十年代”研究成果。在译著方面，翻译了《从嬉皮到雅皮》、《分裂的一代》、《破坏性的一代》等有影响力的西方著作；我国学者也有多部专著问世，比如《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运动》、《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等。郭教授指出，这些专著基本上聚焦欧美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随后，郭教授展示了《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在2018年编辑的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尝试从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来重返1968年的文化图景。2018年，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组织了“全球六十年代：跨国互通与全球意识”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期推进“六十年代”研究，启发当下对世界格局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怎样认识“六十年代”的历史地位。郭教授提出，“六十年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孕育了多元政治格局和文化多元主义，宣告了一个传统的社会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旧时代的终结。众多“六十年代”研究者，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塔玛拉·卓别林与雅德维加·穆尼均认为全球“六十年代”是一个分水岭。

郭教授认为，“六十年代”是新时代的开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世界秩序格局的重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地位和他们与欧洲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最有力的表现。”二战后，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已趋结束，第三世界作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郭教授提到，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与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一系列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纲领与宣言，是对世界秩序格局的重构，这也可以作为“长六十年代”结束于1974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方面是新意识形态的崛起。战后，社会主义成为在亚非拉广泛流行的思潮，在战后120多个新兴独立国家中，约半数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或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此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欧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法国五月风暴中学生运动就借鉴了中国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经验；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SDS的领导人Mark Rudd，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都很推崇。郭教授引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中的内容作总结，“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对抗这一体系的全球力量首次形成了另外一种体系，尽管非常脆弱。”第三世界的经验和理论开始受到认真对待，如亚洲关注学者委员会就对中国进行多领域的考察，并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使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以西方为中心建立的理论，如现代论理论就在六十年代彻底终结，代之而起的依附论、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解构。

第三方面是西方模式，即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的终结。郭教授首先以土耳其为例。1923年，凯末尔领导革命胜利之后，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土耳其共和国，推行严厉的世俗化、西方化道路。但是经过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土耳其的社会内部出现左右党派的对立。1970年创建的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和制度，认为凯末尔主义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传统和文化是历史错误。至今，“新土耳其”的根本目标仍然是在国家政治模式上突破凯末尔主义，强调自身文化传统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再如埃及在纳赛尔革命胜利之后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但仍然受西方影响确立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度，把伊斯兰文化传统从社会公领域中排斥出去。1967年“六日战争”的失败使得纳赛尔主义与西方模式的政教分离制度遭到质疑。郭教授认为，现在埃及仍在宗教和政治之间挣扎，甚至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也与西方模式的后遗症有关。

最后，郭教授对本次讲座做出总结。首先，“1968”不应该作为“全球六十年代”的标志性事件，因其还是以欧洲为中心、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我们应该从全球视角看待问题，进而思考“全球六十年代”标志性事件。第二，要抓紧进行“全球六十年代”研究话语建构。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引发六十年代欧美的社会运动，而当下，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合适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在相当程度上促发了欧美新一轮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此，我们需要对六十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进行新的阐释，郭教授提出了自己“新轴心时代”的构想。郭教授还指出，这种新的阐释必须“去中心”，并且要基于文明互动的视角，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原则”的窠臼，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赋予人类历史发展的新内涵。

在提问环节，郭教授对听众的提问如民主与科技的联系、如何看待民粹主义、苏联和东欧在六十年代左翼运动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细致的回答。讲座在大家的热情讨论中圆满结束。

https://mp.weixin.qq.com/s/VrXXVuLeRj4rEvQPj8Gj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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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历史地位

   

2020年8月21日晚，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郭长刚应邀在我系做题为《“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历史地位》的讲座。

本次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大夏世界史讲坛高端讲座”2020年系列的第八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历史研究院执行院长沐涛主持。本次讲座依托腾讯会议系统进行“云端”视频连线与直播，包括来自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师生在内的近300人参与此次讲座。

郭长刚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文化史、宗教与全球政治、全球学，在《拉丁美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有《古罗马的智慧:传统与务实的典范》、《失落的文明:古罗马》、《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全球化时代宗教信仰变迁研究》等多部著作。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全球六十年代”及其历史地位。郭教授具体从1960年代的世界、关于“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以及如何认识“全球六十年代”三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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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郭教授介绍了上海大学的全球问题研究院，该院聚焦亚非拉世界的发展道路问题，其中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六十年代的亚非拉世界，本次讲座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即是该研究团体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讲座第一部分是对六十年代世界状况的梳理。郭教授谈到，亚非拉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二战之后至六十年代之前主要集中在亚洲和北非，六十年代则主要在非洲和拉美。80%的非洲战后独立国家在六十年代独立，1960年更是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在拉丁美洲，古巴揭开了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四个拉美国家在六十年代获得独立。“游击中心主义”的提出者切·格瓦拉在拉美多地实践自己的理论，使武装斗争一时风靡拉美。除了民族解放运动，拉丁美洲还爆发了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如多美尼加发动的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起义等。这一时期，欧美世界则出现了新左派运动，学生运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美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意大利校园运动、法国五月风暴、日本反安保运动等。此外，还有其他方式的社会文化运动，比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反战运动等。

第二部分是学术界对“六十年代”的研究情况。郭教授介绍到，关于“六十年代”的研究首先是亲历者的回忆，这在70年代大量出现。在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为“六十年代”辩护，比如沃勒斯坦视之为革命的时代；而另一边，彼得·科利尔、大卫·霍洛维茨等人则将“六十年代”视为堕落的时代。80年代末期之后，年轻学者对老一辈垄断“六十年代”的历史叙事感到不满并发起挑战，代表人物有大卫·法伯、道格·罗西诺、范·戈斯、杰里米·瓦伦等。法伯等学者认为“六十年代”在当时已具备成为严肃的历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并对传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分期提出质疑，即“六十年代”是否就是时间上的1960年-1970年。接下来，亚瑟·马威克在《六十年代：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文化革命（1958-1974）》中首次提出“长六十年代”或者“漫长的六十年代”（long sixties）概念。他认为，一个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呈现出特殊性的“六十年代”，实际始于1958年，终于1974年。因为在1958年青年人产生一种新的消费趋势，而1973年石油危机为全球带来的巨大影响在1974年显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认识到“六十年代”并不仅是对北美和西欧才有意义的范畴，于是在自身研究中引入“跨国史的视角”，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被主流的“六十年代”叙事遗忘的国家和地区。这一认识层面的转变推动了“六十年代”研究的全球化。1998年，汉斯·里哈特在《温和的“全球六十年代”》中首次提出“全球六十年代”这一概念，指所有不同国家的“六十年代”共享的一个模式，即“‘婴儿潮’一代的集体粉墨登场，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建立、一种反叛的青年文化的诞生、对性的宽容态度以及新媒体、尤其是电视无处不在的影响”。郭教授表示该定义尽管冠以全球之名，但事实上仍然聚焦欧美，具有局限性。2009年，由杜宾斯基等四名学者领衔的《新世界的到来：六十年代与全球意识的塑造》问世之后，“全球六十年代”的概念被普遍接受。杜宾斯基等人认为，西方的“六十年代”研究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权主义视角，并且如果真正从全球视角看待“六十年代”，不同学者可以提出不同的时间界定。同时，研究者必须对全球的想象和各类地方性的议题的结合和碰撞产生的影响展开更缜密的分析。郭教授谈到，杜宾斯基之所以能够在2009年提出“全球六十年代”的概念，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学。

2014年，埃里克·佐罗夫在为《全球六十年代与拉丁美洲》专辑撰写的文章中，首次从认识论角度对“全球六十年代”进行定义，认为“全球六十年代”不只是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即“在跨国的框架下理解本土变化的概念性方法”，这一跨国的框架是由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的力量的相互交织而成的。郭教授指出，佐罗夫把“全球六十年代”从研究对象上升为一种研究范式。

在此，郭教授总结到，“六十年代”研究的发展路径是“六十年代”-“长六十年代”-“全球六十年代”，再到认识到“全球六十年代”是一种研究方法与范式。

接下来，郭教授梳理了我国“六十年代”研究成果。在译著方面，翻译了《从嬉皮到雅皮》、《分裂的一代》、《破坏性的一代》等有影响力的西方著作；我国学者也有多部专著问世，比如《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运动》、《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等。郭教授指出，这些专著基本上聚焦欧美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随后，郭教授展示了《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在2018年编辑的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尝试从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来重返1968年的文化图景。2018年，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组织了“全球六十年代：跨国互通与全球意识”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期推进“六十年代”研究，启发当下对世界格局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怎样认识“六十年代”的历史地位。郭教授提出，“六十年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孕育了多元政治格局和文化多元主义，宣告了一个传统的社会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旧时代的终结。众多“六十年代”研究者，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塔玛拉·卓别林与雅德维加·穆尼均认为全球“六十年代”是一个分水岭。

郭教授认为，“六十年代”是新时代的开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世界秩序格局的重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地位和他们与欧洲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最有力的表现。”二战后，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已趋结束，第三世界作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郭教授提到，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与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一系列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纲领与宣言，是对世界秩序格局的重构，这也可以作为“长六十年代”结束于1974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方面是新意识形态的崛起。战后，社会主义成为在亚非拉广泛流行的思潮，在战后120多个新兴独立国家中，约半数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或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此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欧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法国五月风暴中学生运动就借鉴了中国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经验；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SDS的领导人Mark Rudd，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都很推崇。郭教授引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中的内容作总结，“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对抗这一体系的全球力量首次形成了另外一种体系，尽管非常脆弱。”第三世界的经验和理论开始受到认真对待，如亚洲关注学者委员会就对中国进行多领域的考察，并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使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以西方为中心建立的理论，如现代论理论就在六十年代彻底终结，代之而起的依附论、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解构。

第三方面是西方模式，即西方式的发展道路的终结。郭教授首先以土耳其为例。1923年，凯末尔领导革命胜利之后，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土耳其共和国，推行严厉的世俗化、西方化道路。但是经过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土耳其的社会内部出现左右党派的对立。1970年创建的土耳其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希望恢复传统的价值和制度，认为凯末尔主义以西方模式取代伊斯兰以及奥斯曼国家的传统和文化是历史错误。至今，“新土耳其”的根本目标仍然是在国家政治模式上突破凯末尔主义，强调自身文化传统与民主政治的结合。再如埃及在纳赛尔革命胜利之后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但仍然受西方影响确立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度，把伊斯兰文化传统从社会公领域中排斥出去。1967年“六日战争”的失败使得纳赛尔主义与西方模式的政教分离制度遭到质疑。郭教授认为，现在埃及仍在宗教和政治之间挣扎，甚至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也与西方模式的后遗症有关。

最后，郭教授对本次讲座做出总结。首先，“1968”不应该作为“全球六十年代”的标志性事件，因其还是以欧洲为中心、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我们应该从全球视角看待问题，进而思考“全球六十年代”标志性事件。第二，要抓紧进行“全球六十年代”研究话语建构。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引发六十年代欧美的社会运动，而当下，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合适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在相当程度上促发了欧美新一轮的社会抗议运动。为此，我们需要对六十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进行新的阐释，郭教授提出了自己“新轴心时代”的构想。郭教授还指出，这种新的阐释必须“去中心”，并且要基于文明互动的视角，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原则”的窠臼，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赋予人类历史发展的新内涵。

在提问环节，郭教授对听众的提问如民主与科技的联系、如何看待民粹主义、苏联和东欧在六十年代左翼运动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细致的回答。讲座在大家的热情讨论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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