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学会（AOS）前主席Michael Drompp教授应邀来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学

文/陈浩

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前主席、罗德学院教授Michael Drompp应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的邀请，于2019年5月19日至31日来我校访问。Drompp教授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与阿尔泰学系就读，现任职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罗德学院，曾任该学院的院长，以及美国东方学会的主席、副主席等职。Drompp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内亚历史学者，70年代末曾在中国台湾学习汉语，主要从事古代回鹘汗国和黠戛斯人的研究，著有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Brill, 2005。在沪期间，Drompp教授为上大师生带来了3场学术讲座。

第1讲的题目是“美国内亚研究的回顾、现状与展望”。Drompp教授重点回顾了匈牙利人Denis Sinor是如何筚路蓝缕，将坐落于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中部小镇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打造成20世纪后半叶全球内亚研究学术中心的。早在二战期间，印第安纳大学就有一个为美军提供中亚语言学习的项目，战后扩充成为提供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多种语言的项目，但并不授予学位。1961年正在剑桥大学教书的Denis Sinor收到友人Thomas Sebeok的邀请，前往印第安纳访问。次年，Sinor便辞去剑桥的工作，前往印第安纳大学任职。在他的经营下，1969年该语言项目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院系——乌拉尔与阿尔泰学系（Department of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并开始授予学位。此后，Sinor凭借惊人的活动和组织能力，不仅从政府获得源源不断的资助，而且将该单位的研究旨趣从古代历史延展到现当代政治。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中，印第安纳大学内亚研究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

在治学路径上，Sinor曾经在匈牙利求学，并师从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所以他带到美国的基本还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传统治史方法，即历史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重视学生的语言训练。印第安纳大学汇聚了一批研究突厥、蒙古、藏学的重要学者，例如Yuri Bregel、Gyorgy Kara、Helmut Hoffman、Larry Clark，还会不定期邀请国际学者访问，例如研究伊朗学的Mary Boyce和满学的河内良宏。在此期间，Sinor做了有两件颇有影响的事情：一是组织专家撰写了《剑桥早期内亚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成为伊斯兰化以前内亚历史的标准读物；二是与欧洲（特别是德国）同行合作，将“阿尔泰学年会”（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打造成国际内亚研究的学者交流切磋的制度性平台。

1993年，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与阿尔泰学系”更名为“中央欧亚学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近年，印第安纳大学内亚研究的旨趣有所转变，更多地集中于伊斯兰化以后的内亚历史。几十年来，印第安纳大学为美国培养了大批内亚的专门人才。其中有的人留在了高校或科研院所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例如Christopher Beckwith留在了印第安纳、Nicola Di Cosmo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Michael Drompp在罗德学院、Christopher Atwood先留在印第安纳后转往宾州大学；有的则进入政府部门，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有的凭借自身语言优势和对当地文化的熟稔，从事了进出口贸易。

当然，如今美国内亚研究的中壮年一代学者，也不全是印第安纳大学培养出来的，例如Peter Golden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Jonathan Skaff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也是内亚研究的重镇，当年有Joseph Fletcher和Francis Cleaves，时至今日仍然是美国新清史的中心，有Mark Elliot等学者。美国内亚研究的前景仍然比较乐观，因为除了美国本土培养的青年学者之外，还有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年轻学人，例如来自德国的Sören Stark，在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从事突厥汗国时期的中亚考古。在治学方法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向，例如环境史、基因研究等等。

第2讲的题目是“突厥和回鹘政权内的粟特人”。粟特人是一种操东伊朗语的人群，故乡是中亚河中地。独特的财富观，让他们尤其适合扮演行商的角色。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从敦煌到长安、洛阳到处可见他们的足迹。他们在舞蹈和音乐方面天资禀赋，为唐朝的文化多元性作出了贡献。在政治方面，他们为游牧政权建言、出使，针对的往往是邻近的定居国家。据拜占庭史料记载，西突厥汗国室点密可汗派遣到东罗马谈判丝绸贸易的使臣，便是一名粟特人。中国内地出土的碑志中，也见有大量安、曹、米、何等具有粟特人姓氏特征的人群，他们在唐朝又被称为“九姓胡”。相较于思想朴素的游牧人，九姓胡更精于外交和经济之道，当然这也会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例如唐德宗年间，就出现了大规模杀害九姓胡的事件。总而言之，隋唐时期的粟特人凭借自身的优势，在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上层政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第3讲的题目是“突厥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策略”。在讲座开始，Drompp教授提到他几年前在《匈牙利东方学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游牧帝国的形成问题。他发现巴菲尔德所谓“游牧国家与中原王朝在兴衰上步调一致”的观点，并不适用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接着，Drompp教授介绍了游牧帝国在政治构造和合法性建构上的独特性。他概括了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这类草原国家，在建构合法性方面大抵有6种手段，分别是：1）凭借强悍的军事实力；2）与定居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例如联姻；3）创造贸易的机制；4）通过资源的再分配，在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建立某种契约；5）通过神话传说来赋予统治家族以超自然的能力；6）通过建立小可汗制度来实现权力分享。

三场讲座的气氛热烈，除了上海大学的师生以外，还有沪上兄弟高校的学生前来参加。期间，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刚教授会见了Michael Drompp教授，并探讨了相关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