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 江时学

　　10月6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地铁早晚高峰各两个小时时段的票价由800比索涨至830比索（1人民币约合100智利比索）。这一涨价幅度仅为30比索（相当于0.3元人民币或0.04美元），可谓不足挂齿。但是，以学生为主的抗议者逃票进站，后来演变成占领车站、破坏地铁设施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纵火和抢劫商店等恶性暴力行为也时有发生。

　　骚乱爆发后不久，皮涅拉总统就表示，国家正在“和一个强大的敌人展开一场战争”。因此，他实施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包括实施戒严和动用军队维持治安。但是，骚乱不仅未被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鉴于形势日益恶化，皮涅拉总统于22日晚间通过电视公开向国民道歉，并宣布了20条旨在改善民生的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降低公务工资以及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

　　皮涅拉总统宣布的这些措施依然不能奏效。面对愈演愈烈的骚乱，皮涅拉总统在10月30日宣布，智利政府将放弃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谁能料到，4 美分的涨价会导致一个国家取消两个重要的国际会议。这一“蝴蝶效应”委实巨大。当然，智利的骚乱完全是冰冻三尺而非一日之寒。

　　智利是拉美经济改革的“先锋”。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将军就大胆启用了精通市场经济学的“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实施了大刀阔斧般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世界银行曾将智利的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推广。

　　诚然，智利的经济改革的积极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弊端也不容低估。例如，由于放松了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又如，由于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少数人获利匪浅，贫富悬殊更加显著。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智利的这一次骚乱也是其经济改革的弊端集聚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怪乎一些智利人在游行中举着这样的牌子：“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

　　智利取消两次国际会议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国家领导人的日程极为紧凑，必须早早确定其国际旅行计划。虽然西班牙表示，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会场可以转移到马德里，但这样一种突发性的紧急安排，在外交上依然会产生许多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在APEC峰会期间会晤，就双边贸易关系达成一些共识。这一重要的外交活动无疑难以如期举行。

　　众所周知，外交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最近几十年，国际会议越来越成为国际交往、尤其是国与国之间进行沟通和磋商的一种重要形式。主场外交就是通过主办国际会议达到提升本国国际声望和软实力的一种多边外交行为。这样的国际会议通常具有档次高、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经费开支大等特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领导人会亲自出席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或会议的全过程。

　　主场外交的成功与否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确保本国政局的稳定。智利的骚乱损害了智利的政局，因此，皮涅拉总统放弃两个重要国际会议的主办权，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在中国召开的高级别国际会议越来越多。毋庸置疑，中国的主场外交是十分成功的。例如，近几年在中国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都在国际上获得足够的赞誉和褒扬，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地位。

　　智利取消两次主场外交，不仅有损国际形象，而且还会损害其投资环境。毫无疑问，4美分涨价诱发的“蝴蝶效应”，出人意料，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