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亚非学院Lars Laamann教授应邀来全球问题研究院讲座

应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的邀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劳曼教授（Prof. Lars Laamann）于2019年5月19日-23日在上海大学访问一周。劳曼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满学家、清史专家，主要关注清朝的民间宗教和药物史，著有《满洲历史读本》、《晚晴基督教异端人士》和《麻醉文化：中国药物史》。自2012年起，他开始担任国际著名学术刊物Central Asiatic Journal的主编。

在访问期间，劳曼教授为上大师生带来了两场精彩的学术讲座。他把鸦片在晚清的消费放置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大背景中考察。如同郁金香、核桃一样，鸦片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全球性商品。弗兰克在《白银资本》提到，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殖民者在美洲开采的白银，几乎都用于同中国政府的商品贸易之中，使得白银最终流向了“银本位”的明朝国库。英国人在19世纪发动鸦片战争，又导致清朝国库的白银外流。

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在我们的官方叙事中，“鸦片”成为了中华帝国自晚晴以来走向衰落的政治隐喻——吸食鸦片摧残了国人的身心。劳曼教授则强调了鸦片的药用功能，例如在治愈腹泻、催眠、止痛等方面效果明显。他认为，鸦片的吸食在19世纪的清朝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风尚，真正让人成瘾的是后来德国拜耳公司研制出来的海洛因。劳曼说，清帝国衰落的原因是复杂和多元的，但内乱是应该是首要的，尤其是太平天国和捻军给清廷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

劳曼教授介绍的这种观点，近年来在西方汉学界颇有代表性。国外学者的观点，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无疑能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认知。劳曼教授特别提到，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部名为《制造现代中国》（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的书，作者是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院教授余凯思（Klaus Mühlhan）。他在书中利用长时段的视角和宏大叙事的手段，把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余凯思认为，中国近代转型的核心，实际上是克服自身制度缺陷和失灵、并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

劳曼教授在沪期间，还与我校师生座谈，讨论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的合作事宜，譬如双方可以在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师生互访、论文发表等方面展开合作。

文/陈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