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的世界与中国」视频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是当今世界的焦点话题。3月以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持续好转，新发及现有确诊病例数大幅下降。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武汉考察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极大地鼓舞了武汉及全国人民的士气。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逐渐转移到疫情后社会活动的逐步恢复以及长效机制的建立上来。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在海外迅速蔓延，防疫形势不容乐观。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分享各国经验，是目前全球抗击疫情工作的当务之急。

继3月7日成功举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中国式治理”视频会议和3月17日成功举办“公共卫生系统与突发流行病(COVID-19)”视频会议之后，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于4月11日举办了第三次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治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题目为“疫情冲击下的世界与中国”，围绕在疫情环境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议题展开讨论。来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位嘉宾在研讨会上发言。

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主持。他指出，疫情已经对整个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所引发的次生灾害超出预期，表现为“疫情冲击”：经济衰退、社会停摆、治理赤字等众多问题，对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甚至对于安全和战略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疫情暴发之后，世界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是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他提出了四个问题供本次会议围绕讨论：如何解释疫情冲击对国际体系可能的影响；如何解释疫情冲击对国际秩序可能的影响；如何解释疫情冲击对国际关系可能的影响；以及中国外交在这场疫情之后会发生何种变化。赵可金教授同时指出，此次论坛的目的是集思广益，收集经验，提出未来的中国方案。他同时代表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对各位参会来宾表示感谢。

在发言与讨论环节，各位嘉宾分别就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美国与中美关系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倪峰所长认为，美国当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方面，如股市的四次熔断、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排外意识的上升、消费受到交往距离的影响被抑制、两党之争进一步被燃爆等问题在美国出现等。此次疫情对美国的影响堪比“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叠加，增加美国政治和战略的不确定性。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峰教授同样认为这次疫情对美国的冲击非常大，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层面对此次疫情措手不及。他认为，疫情对全球的冲击本来应该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改善、合作的机会，但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看，中美关系内在的紧张局势在越扭越紧，中国应在力所能及对外进行疫情援助，对是非和事实有正确的判断，创造受人信任和尊重的中国形象，可以使疫情成为一个制约美国的重要机会。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达巍教授认为，这次疫情对以WHO为代表的国际卫生治理机制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冲击，进一步弱化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和现有的国际制度，导致中美合作的平台进一步减少，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了进一步伤害。如果这个趋势延续到明年，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的状态将成为定局。这次疫情对美国大选造成了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且影响了美国国家安全议程讨论。中国若能抓住机遇，可以促成关系调整。

关于疫情对拉美地区的冲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江时学教授认为，战疫成效与综合国力、政府的治理能力、医疗部门的应对策略以及足够的医疗资源、一个民众的配合与支持这四个因素。拉美地区拥有6.4亿人口，发展水平不高，综合国力不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医疗资源欠缺，民众的反叛心理强，前景不容乐观。江时学判断，在疫情结束之后，全球化还会继续推进，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关于疫情对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冲击，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教授认为，俄罗斯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于缓和与欧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机会，提出了所谓的医疗援助外交。中俄间通过疫情合作和摩擦发现了很多问题，更多的是俄罗斯地方政府保护主义，他们没有从中俄战略协作的高度来考虑两国间如何联防联控。吴大辉认为，要重视对中亚国家的公共卫生援助，这些国家医疗能力较弱，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等大国自顾不暇，迫切需要中国支持，中国可以借助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救助。 

关于疫情对欧洲地区的冲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刘作奎主任和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刘作奎提出，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疫情是在欧洲，尤其是西欧，中东欧的情况不温不火，但是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他认为，疫情让欧洲陷入经济衰退，加速了欧洲政治的民粹化，导致欧洲的团结空心化，在国际体系质变中地位又被进一步弱化。丁纯教授指出，今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中欧关系现在处在这个一个十字路口，在整个中美欧三角关系当中，中国从大三角的角度考虑要拉住欧洲，坚持合作大于竞争，共识大于分歧。

关于疫情对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的冲击，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认为，疫情对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阿拉伯国家人口比较密集，贫困人口较多，疫情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基本经济已经停摆。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聚礼、朝觐、斋月等等都因为疫情停止，是很关键的问题。对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而言，适宜增信，增加援助非常重要。他建议应该利用好社交媒体，加强软外宣，争取民心。

关于疫情对非洲国家的冲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认为，非洲由于与世界经济联系有限，内部基础设施不太发达，且处在热带大陆，是在全球疫情当中是最后一波遭受冲击的。中国在非洲的抗疫当中的角色比较微妙，中国应该担当帮助非洲渡过疫情的大义，把中国比较好的经验和非洲的需求对接起来，中非合作帮助非洲抗疫方面，可能走在和美国、和欧洲合作的前列。他分享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外籍教师在非洲媒体发表文章阐述中国方案的经验，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

关于疫情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冲击，云南大学副校长、研究员李晨阳认为，东盟整个成员国新冠肺炎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海岛地区，防疫的特点是各自为政，很少有配合。新冠肺炎在中国爆发后，东盟给予中国较大的支持，在东南亚扩散后，中国也给予了东盟较大的支持。同时，印度的情况令人担忧，尽管印度采取了严格的封国和封城决定，但印度的贫民窟缺乏医疗保障能力，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印度可能是下一轮疫情爆发的危险之地。因此，李晨阳建议应该加强中国与东盟、南盟的合作和对华，提前做好预案，防止东盟和南盟对华产生反感以及对中国的攻击。

关于疫情对东亚地区的冲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刘江永教授表示，由于近期东京奥运延期举行，日本可以比较集中来做防疫，检测有所加强。中日之间对中国较为缺乏信任，到现在也没有中日之间的视频会议。全球的可持续安全，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可持续安全会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主题。然而，日本和韩国在应对疫情的治理思路不同，韩国借鉴中国经验比较多，疫情控制效果明显，日本隐藏的危险比较大。

关于疫情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总体影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王正毅教授总结道，全球这次新冠病毒疫情面前没有赢家，是整个人类面对的全球性的挑战。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十分深刻，有可能切断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而中国是全球生产链的核心，是最大的贸易国，但生产链、价值链现在已经变动，生产链外移或断掉是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此外，王正毅强调推动抗疫合作不仅要加强利益合作，更要重视价值合作，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国家间的共同价值驱动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合作。

随后与会学者还对众多提到的美国大选、“一带一路”的角色、沙特和俄罗斯的能源争端、疫情外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曾劲松秘书长代表研究院对各位学者表示感谢。

赵可金教授对讨论的内容加以总结：（一）要精准研判“疫情冲击”及其本质。病毒是人类公害，疫情冲击了整个世界。但是，疫情对各国的冲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疫情对美国的冲击集中体现在其全球领导能力上，是一场全球领导力的大考。对中国而言，疫情主要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对其他地区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归结起来，疫情冲击的本质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要正确把握“疫情冲击”的内涵。疫情冲击在本质上不是医疗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疫情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疫情造成的次生灾害，比如经济大衰退、权力大扩张、社会大动荡，甚至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泛滥，总体上疫情冲击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要不断创新治理思路。当前应该重点考虑的是要力争促成世界反病毒统一战线，力避世界反华统一战线，要在既有国际治理框架内，深化国际合作，不断汇聚价值，汇聚利益，汇聚智慧，汇聚力量，形成治理疫情的庞大能量。整个会议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后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