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东问题研究”到“中东学”
——第四届上海中东学暨首届长三角中东学论坛会议综述
邓滢雪
（上海大学历史系、土耳其研究中心）
2020年11月21日—22日，第四届上海中东学暨首届长三角中东学论坛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乐乎新楼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中国中东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南京大学犹太与以色列研究所、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八十多位知名学者出席。论坛的议题涉及“大国的中东博弈”、“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中国与中东关系”、“中东宗教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地区其他热点问题”等。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杨光认为这次会议把上海的中东学研究和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长三角的地区发展结合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也是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尝试。在2020年这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中东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新冠疫情和油价暴跌的冲击，美国的大选也可能对其中东政策产生影响。这样一些外生的因素和中东地区原有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发展、民生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中东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他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样一个论坛，发表真知灼见，为认识中东地区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贡献智慧。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查明建讲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当下国际形势出现巨大变化，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出现了新挑战，但是中国的新发展格局也将为中东国家分享中国机遇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他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就新形势下中东地区的秩序变动、大国中东政策调整、地区热点问题走向、中国与中东合作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其二，在中国中东学会的领导和支持下，上海中东学论坛在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建议各高校建立学术共同体，加强合作，促进学术与政治研究。
在主旨报告中，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表示，目前国际形势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我们不仅要以史为鉴，也要以各种国际案例的发展为鉴。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大的变化，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地区大国谋求霸权，争相竞争，加剧了地区内部矛盾。此外，传统大国依然把这一地区作为重要的防御平台，对任何可能的威胁力量进行防范。由此可见，中东在全球格局中及其重要，中国也必须重视。中国与中东地区在安全、能源问题上展开持续合作，对国内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前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从四个方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进行了讨论。一、百年未有大变局在中东体现得最突出、尖锐和明显明显。从全球范围来看，中东国家仍然是大国较量的平台。二、大变局最大的趋向是多极化发展。一超多强依然存在，并且在中东比较明显。三、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两个层次：大国层次和地区大国层次。中东是大国争夺的平台，当前美国实行战略收缩，俄罗斯重返中东，导致形势更加复杂。中东四小霸（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争霸手段也越来越强。四、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准中东的定位。中国向全球大国发展的进程中离不开中东，必须要加强与中东的安全和能源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杨光会长还围绕“中东经济增长问题与产能发展方向”这一主题做了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中东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现状。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经济增长慢甚至下滑、失业率高、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其次，他以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为例，探讨了中东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出现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因为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少、国际油价在新世纪以来持续下跌、中东收入陷阱问题。最后，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如何与中东国家合作？对中国来说，和不同国家合作的重点和方向是不一样的。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到经济和就业长期的发展，进行战略对接，促进可持续性合作。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发言题目为“中东地缘政治新动态”。他谈到三个问题。第一是大国在中东争霸的问题。大国争夺中东的态势在不断演变，一战之后英法对中东分而治之，二战之后美苏争霸中东，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大国的争霸问题始终重要。第二是中东秩序的建立和崩塌。冷战后美国主导中东，其统治分为三个阶段：前十年是和平稳定阶段；中间十年美国在中东登峰造极，中东处于秩序破坏阶段；最近十年是中东秩序崩溃阶段。第三是中东最近的态势。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留下的政治空隙要由大国填补，但是欧洲和俄罗斯心力不足；地区传统的帝国因素成长，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地区大国不断竞争。他强调，中东地区不确定因素太多，旧格局坍塌，新格局却很难建立起来。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刘中民围绕“从中东地区体系的特点看中东乱局”这一主题做了发言。他谈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中东地区体系的特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强烈的外部依赖性。中东地区的话语权掌握在地区外部大国的手里、民族主义是不干净的民族主义、中东的合作组织并不团结、地区国家相互干涉、地区代理人双重依赖、发展模式的外部依赖性；2.强烈的暴力性和对立性。中东内部存在着前伊斯兰部落和宗派政治的传统，再加上大国交易导致地区信任崩塌，所以在中东暴力性事件层出不穷；3.强烈的身份政治的困境。民族国家建构受限于超国家力量和次国家力量之中。第二个问题是地区体系下中东形势的特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1，外部大国格局的复杂性；2.地区国家分化组合的复杂；3.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并存；4.中东国家的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的困境。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建发言题目为“对中东形势及中国与中东合作若干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他主要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中东格局和秩序。中东目前处于无秩序的状态，原有的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却很难建设起来。国家和教派属性架构决定了构成中东格局的基本要素很难被溶解，从而导致地方格局变化小。此外，当前中东地区各种力量互相牵制、互相平衡，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地区秩序难出现一家独大。二、关于伊朗的威胁和沙特跟伊朗之间的斗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时，确实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威胁。但是40年过去了，伊朗自身的力量不断收缩，本身对革命也在反思和改变，威胁不断减少。关于当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博弈，不能单纯归为宗教之争，更多的是对地缘政治的争夺。三、中东的挑战。在新形势下，中东国家内部发展出现了新问题。我们需要在新的背景下来认识中东的安全问题，了解什么是对中东的生存发展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对于将来中国参与中东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余建华研究员围绕“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中东外交的延续与变革”这一主题做了发言。他认为二战后，中东与欧洲、亚太一起构成美国在全球关注的重点战略板块，主控中东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矢志不渝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特朗普上台后推行“一轴三径”的离岸平衡战略。“一个主轴”是指消除挑战美国主导权的威胁，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三径”就是联以、联沙、打造遏伊联盟。在新冠疫情、经济复苏、种族平等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拜登上台后推行的中东政策与特朗普相比，可能既有变更也有延续。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延续中东收缩战略，减少资源投放，重视依靠盟友的态势不变。但是拜登政府可能会更强调外交与结盟手段的运用，更注重多边协调外交，慎对他国动武，缩减军事介入规模，重视平衡规制。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教授发言的主题是“‘新中东’地缘政治与地区秩序探析”。他从六个角度谈了中东新的地缘政治和地区秩序。第一，地缘政治从“旧中东”发展为“新中东”。中东地缘政治主要矛盾经过了美苏矛盾与阿以矛盾、阿拉伯—以色列—伊朗冲突三角、“阿拉伯之春”、阿以对抗伊朗与土耳其四个阶段的演变。第二，大国关系从西方主导发展为多强并立，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中东展开竞争。第三，地区秩序从战略失衡发展为战略再平衡，中东地区强国日益走到中东舞台的中央，并且建立了动态联盟。第四，冲突模式从常规模式发展为新型模式，“无人机”战争时代到来，代理人战争层出不穷。第五，外交理念从顺势而为发展为主动谋划，各国注重个体利益和战略自主性。第六，安全战略从威胁平衡发展为多元平衡，地区大国相互观望、相互制衡。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何志龙围绕“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与埃及关系”这一主题做了发言。他先梳理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土埃关系，接着将正发党执政后土埃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2002—2011年稳步推进阶段、2011—2013年7月短暂蜜月阶段、2013年7月至今紧张恶化阶段。他认为造成土埃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三点：1.正发党奉行“战略深度”的外交理念；2.土耳其介入甚至干涉埃及内政；3.中东变局为土耳其调整“零问题”外交策略提供外部动力。最后，他讨论了双方关系发生变化的影响。土埃关系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而且对中东地区的局势造成影响，更有甚者，还会引来域外大国对中东的深度介入。
与会代表所探讨的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国在中东的博弈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发言题目为《美，俄，欧在伊朗问题上的新博弈》。他分别从美国、俄国和欧盟三个方面讨论了伊朗核问题。欧盟在伊朗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欧盟希望将伊朗核问题作为在中东发展的平台。俄罗斯是与伊朗在武器贸易和核技术上早有合作。俄罗斯倾向于维持伊核协议。美国大选之后可能会恢复伊核协议，但是美国对伊朗政策不会是简单的掉头，而是会寻求新的机制和理念，在伊核协议上重新谈判，在良性管道上发展。拜登是否会把伊核问题放在首位也很难说，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亮发言题目为《浅析当前印度与中东的能源关系》。他强调，印度对中东的能源存在依赖性，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国别依赖特征明显；2.石油进口占比总体持续下降；3.天然气进口占比保持稳定。他也探讨了影响印度中东能源进口的主要因素。包括印度油气进口的替代性选择缺失，受地区战争、国家内乱、大国竞争、能源竞争等因素影响。基于以上事实，印度对中东的非对称性能源依赖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改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蒋旭栋发言题目为《日本在中东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研究》。他以日本在波斯湾的护航下行动为例，研究了日本在中东的非战争军事行动。2019年美国提议组建“波斯湾护航联盟”，日本随即宣布参与护航行动，但不加入联盟，而是实行“单独护航”。日本之所以实施非军事化行动有三方面因素：1.出兵后可能会涉及战略问题；2.应付美国的要求；3.日本同伊朗的外交努力。日本实施非军事化行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维护了美国在中东秩序中的主导权、稳定中东地区的海洋秩序、减缓地区国家自行建构安全秩序的进程。
（二）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发言题目为《美国总统大选视野下的中东观察》。他主要讨论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特朗普中东政策的特点，包括对伊朗进行打压和制裁、强力支持以色列、大力促进中东和平、对土耳其在地区的行为采取忍耐态度。二是美国中东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对伊朗的政策缓和、平衡以色列和中东其他盟友的关系、对土耳其的政策收紧、加大力度拉拢中东国家对付中国。三是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围绕伊朗的竞争会更激烈、中东大国之间还不存在大规模的冲突、中国要把自身发展优势同中东发展需求联系在一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金良祥发言题目为《美国大选之后伊核政策调整展望》。他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美国大选之后的风险问题，主要是特朗普政府在过渡时期可能会打击伊朗、特朗普提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可能引起战争、特朗普下台之前对亲以色列分子的交代、拜登对特朗普的指责。二是伊核协议的问题。美国政府会不会重返伊核协议取决于拜登对伊朗的态度是否强硬。三是联合委员会问题。海合会应该采用对话机制，妥善解决伊朗地区政治和导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钮松发言题目为《特朗普政府的中东和平政策及其走向》。他从三方面讨论了特朗普的中东政策：1.特朗普中东和平路线的构建图。中东和平路线以以色列和伊朗为主线。2.特朗普政策出台的原因。主要包括特朗普的宗教偏好、政治偏好、促成以色列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3.特朗普政策的特点。主要是个人的强行推进、颠覆国内和中东和平进程奥斯陆协议、继承性和插叙性；4.特朗普政策的影响。包括巴以问题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巴以和平转为阿以和平。
（三）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的发言题目为《中东“冷和平”新常态下中国在中东的机遇与挑战》。他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中东的和平的意思。中东各个国家受制于互信水平、缔约争斗、国力不支等因素，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冷和平。二是在“冷和平”新常态下，中国有哪些机遇与挑战。在代理人战争频发、核心矛盾转移的背景下，中东国家更加注重安全和发展问题。对中国来说，在中东的机遇还是在于经济方面，特别是加强防疫和复产合作。挑战也非常明显：首先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加速向中国转移和传导，其次疫情可能增加“一带一路”大项目的一些风险，最后是关于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合作风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韩建伟的发言题目为《新冠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的认知比较视角——以欧洲与中东为例》。他强调，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在疫情中遭受打击，一些国家开始炒作债务陷阱，给“一带一路”的海外形象造成负面冲击。他以欧洲和中东为例，讨论了新冠疫情冲击下“一带一路”的认知比较视角。欧洲国家特别关心“一带一路”项目资金与债务问题，试图把这一问题政治化，但是中东国家避免把问题提升到政治角度。出现这个差异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两者的身份差异；二是互信程度；三是对中国的产业链的依赖度。总的来说，虽然疫情助长了欧洲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识，现实情况并不那么悲观，欧洲对中国的合作大门并未关闭。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张帅发言题目为《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特征、动因与挑战》。他主要讲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的特征。主要是上下合作的联动性、议题设置的广泛性、整体个体的互动性、项目实施的阶段性、合作地域的均衡性。第二，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农业合作的动因。包括阿拉伯国家对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重视度提高、中国的农业治理经验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农业是中阿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领域。第三，中阿农业合作面临的挑战。中阿在农业合作机制、主体、领域、宣传等方面面临挑战。第四，中阿农业合作的重点施策方向。中阿双方应该构建议题的跨层联系、加强第三市场合作、紧盯防控领域。
（四）中东的宗教问题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福泉教授发言题目为《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构成》。他认为什叶派宗教网络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1.制度基础。乌苏勒教法学派主张成年什叶派穆斯林都必须选择一个在世的穆智台希德为效仿对象，这为19世纪中后期什叶派内部出现以效仿源泉为核心的宗教网络奠定了制度基础。2.连接中枢。什叶派的连接中枢是效仿源泉，效仿源泉的宗教声望、管理能力、宗教学识等决定了以他为核心的宗教网络的规模和质量。3.骨干力量。什叶派的骨干力量为学生、家族成员和私人代表三个部分。4.经济纽带。按规定，穆斯林在追随效仿源泉教法裁决的同时，会向其缴纳胡姆斯等宗教奉献，这种独立于政府的收入为什叶派宗教网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济纽带。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教授刘义发言题目为《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土耳其模式”的再反思》。刘义以美国学者M.Hakan Yavuz的思想为基础，探讨了当前的“土耳其模式”。他认为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模式的世俗主义：一是“政权还俗主义”，实行坚定的政教分离；二是“犹太—基督教的世俗主义”，不完全将宗教排除出公共领域。这两种模式的世俗主义应用到土耳其，就会产生“肯定性的世俗主义”和“消极世俗主义”。在土耳其，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因此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表现的最独特的特征，就是国家对于宗教的控制和利用。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楚楚发言题目为《政治机会与宗教政党动员：中东宗教政治空间的治理模式及其影响》。她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为例，探讨了中东国家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伊斯兰政党具有多大的推动力。突尼斯的统治精英属于支配型，这种地位导致统治精英与伊斯兰政党之间的矛盾。阿尔及利亚的统治精英是组织者的角色，只要宗教政党不暴力极端，都可以自由发言甚至参政议政。由于阿尔及利亚没有官方信仰，伊斯兰政党之间展开竞争，冲突不断，政府反而渔翁得利。因此，对伊斯兰政党的边缘化可能会导致冲突，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土耳其问题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教授沈志兴发言题目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四十年后的土伊关系》。沈志兴首先对土伊关系进行了历史回顾。他将伊斯兰革命后土伊间的矛盾与冲突分为三点：以库尔德问题为主的民族问题、以国家模式为主的意识形态之争、以黑海能源为主的地缘政治利益执政。但两国也在安全、经济特别是能源领域等方面进行合作。他认为，迫使两国合作的原因可以分为五点：1.土耳其外交转为独立自主；2.土耳其需要扩大能源来源；3.土伊国力有限，不能单独发挥地区大国影响；4.土伊都面临美国和西方制裁，需要抱团取暖；5.土伊两国面临库尔德问题的威胁。最后他谈到，世界在向多极化发展，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关系中各国的首选。对土耳其来说，竞争与合作也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外关系的主旋律。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白云天发言题目为《终结<洛桑条约>的畅想：当今阿拉伯世界的泛伊斯兰整合思潮与反西方情绪》。他认为，1923年的《洛桑条约》并没有涉及“哈里发”字样，但是最近一些“泛伊斯兰主义者”却将其解读为凯末尔对分裂局面的承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为土耳其的地区干涉主义辩护，维护埃尔多安的统治；另一方面是因为一百年来既有主权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存在合法性困境。“泛伊斯兰主义”否定一战以来“主权国家”的建构历程，进而否定既有国家的主权、领土、边界。此外，还带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这种地区整合主义理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即使将来土耳其出现巨变，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整合主义也会找到新的宿主。
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宋俊敏发言题目为《正发党视域下土耳其国家转型影响因素探析——外交转型视角》。她从外交转型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正发党领导下的土耳其国家转型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包括土耳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明基础、民众支持强有力的正发党领导、埃尔多安的个人魅力。不利因素包括地区国家的困扰、地缘政治竞争、大国博弈的影响。和美俄等大国相比，土耳其在综合国力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目前中东处于无序状态，土耳其转型看似有利。但是其内外危机频发难，很难抽出精力来争权。
（六）中东地区其他热点问题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院长曹笑笑的发言题目为《疫情对阿拉伯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她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阿拉伯旅游业的发展情况。阿拉伯旅游业自发展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其一是911事件过后全球恐伊斯兰主义，西方国家前往阿拉伯国家的人数减少。其二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局势动荡，旅游业饱受打击。如今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东旅游业很可能会再次出现挫折。二、疫情对阿拉伯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受到重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旅游业更加重视、数字经济旅游在国内加快发展。三、阿拉伯国家旅游业发展对中国的启发。中国应该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重视旅游业，从经济角度关注“一带一路”沿线的穆斯林旅游市场，加强和中东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任华发言题目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建构研究》。他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为例，探讨了非西方国际语录话语权是如何建构的。他认为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建构国际舆论话语权的：1.以专业的团队建设建构国际舆论话语权的“硬实力”；2.以特立独行的报道风格建构国际舆论话语权的“软实力”；3.以国际传播策略建构国际舆论话语权的“巧实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赵军发言题目为《2020年埃及参议院选举结果及其特点》。他指出，埃及8月进行了参议院选举，选举结果代表了埃及政治力量的分野。此次选举有五个明显的特点：1.选民参与度低；2.恢复政党政治的趋势；3.弱化政治伊斯兰力量参政议政的意识；4.立法机构安全化的趋势；5.国家强力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
会议最后阶段，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以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的成立为出发点，讨论了中国的环地中海学。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环地中海”主要参考了陈村富以及牛津学者提出的概念。二、研究机构总体规模小，侧重人文科学。三、目前已出现一批研究地中海文化和地域的成果，在研究中也采取了考古发现和新兴交叉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四、地中海的地理范围连结了亚欧非三大洲。五、从前古典文明时期至今，地中海地区见证了很多文明的崛起。六、地中海联结了三大洲、三大文明和三大区域联盟。七、国内对于环地中海学的研究比较单一，缺乏互动。各研究机构必须学会优势互补。八、亨廷顿的文明交往和文明冲突论是环地中海学的理论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王健所长主要讨论了特朗普中东政策的特点，以及美国大选后中东政策可能的走向。他把特朗普时期的中东政策概括为三点：第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加速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第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削弱了中东问题的国际合作机制，例如退出伊核协议；第三，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诱惑，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构筑地区盟友阵营，以低成本维护在中东控制权。关于拜登当选后中东政策可能的走向，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伊核问题上，拜登上台后可能会重启国际合作，但不会立即重返伊核协议；第二，在巴以问题上，拜登会继承特朗普既得收益同时，对巴勒斯坦进行适当补偿；第三，拜登会继续进行战略收缩，不会过度介入与美国利益无关的地区。
此次会议聚焦的是中东问题，与会专家从多层面、多角度、多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中东局势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进行讨论，许多新观点、新思维和新方法对未来的中东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上海中东学暨首届长三角中东学论坛，也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重点战略相对接。各位学者的精彩报告，对我国研究中东问题、顺应国家重点战略和研判国际局势变化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