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观察 | “中国缺乏适应全球化能力”的说法实属谬误
创建时间：  2021-05-21     浏览次数：

【学理观察】“中国缺乏适应全球化能力”的说法实属谬误

2021年05月19日 16: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江时学

全球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外部因素，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扬长避短的能力，就是国家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毫无疑问，适应全球化的能力与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成正比。

2012年1月9日，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系讲座教授裴敏欣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一个缺乏全球化准备的世界大国》的文章。他写道：“中国是全球化最大赢家之一这一说法，也许大家都能接受。……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这一论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大国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竞争力，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有强有力的民营的跨国公司，并有高度国际观的高端人力资源。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这一观点至今看来仍有许多谬误。

关于“外交理念和价值观”

裴敏欣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是‘现实主义’。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大国为建立霸权和影响而竞争的战场，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最高价值，视军事和经济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对中国来说，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日益尴尬的角色。在许多涉及全球事务的政策问题上（如气候变化、自由贸易、防核扩散等），中国关注的仅是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不仅使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被孤立，而且最终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益品的能力衰退，现有国际秩序无法容纳中国这样一位超级‘搭便车者’，若中国不为全球化提供公益品，全球化将不可持续。”

这一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一直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愿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必要帮助，但不输出模式、不当“教师爷”、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坚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反对霸权霸道霸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追求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关于“强有力的民营的跨国公司”

裴敏欣认为：“除了联想和华为之外，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家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北京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和歧视，使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得不到发展。”

这一观点同样值得商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当然必须坚持公有制。但是，中国政府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谁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敢闯敢干，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诚然，中国的大型民营企业为数不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会跻身于世界市场。

关于“高端人才”

裴敏欣认为：“一个能驾驭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国际观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类人才。除了语言障碍之外，中国缺乏高端人才的原因有多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大大限制了中国精英的国际观。过时、腐败、无能和低效的高等教育体系缺乏培养这类人才的能力。目前，只有‘海归’为中国弥补了一些高端人才的缺口。中国共产党对高教和社会科学的严密控制又使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低端水平。”

这一观点的可取之处是：人才很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委实需要多多益善的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毋庸置疑，高端人才在14亿的总人口数中占比较低。但是，将高端人才缺乏的根源归咎于“狭隘的民族情绪”，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视为“过时、腐败、无能和低效”，也是违背事实的。更为荒唐的是，裴敏欣居然声称，“中国共产党对高教和社会科学的严密控制又使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低端水平”。首先，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对高教和社会科学的领导视为“严密控制”；其次，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并非“一直处于低端水平”，而是在不断发展，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难以立足的理论逻辑

裴敏欣的文章最后写道：“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这一局面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拖中国全球化后腿的基本因素是政治体制的封闭和专制。只要这一基本因素继续存在，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求中国改变政治体制，并用“封闭和专制”形容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文文章，居然被中国的一家中文网站转载。裴敏欣难道不知道，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进一步说，美国拥有大量强有力的民营跨国公司和为数不少的高端人力资源，但是否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警察”，美国奉行的是霸权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因此，按照裴敏欣的观点和逻辑，美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当然，更不是全球化的赢家。

（作者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105/t20210519_53346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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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观察】“中国缺乏适应全球化能力”的说法实属谬误

2021年05月19日 16: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江时学

全球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外部因素，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扬长避短的能力，就是国家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毫无疑问，适应全球化的能力与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成正比。

2012年1月9日，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系讲座教授裴敏欣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一个缺乏全球化准备的世界大国》的文章。他写道：“中国是全球化最大赢家之一这一说法，也许大家都能接受。……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这一论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大国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竞争力，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有强有力的民营的跨国公司，并有高度国际观的高端人力资源。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这一观点至今看来仍有许多谬误。

关于“外交理念和价值观”

裴敏欣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是‘现实主义’。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大国为建立霸权和影响而竞争的战场，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最高价值，视军事和经济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对中国来说，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日益尴尬的角色。在许多涉及全球事务的政策问题上（如气候变化、自由贸易、防核扩散等），中国关注的仅是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不仅使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被孤立，而且最终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益品的能力衰退，现有国际秩序无法容纳中国这样一位超级‘搭便车者’，若中国不为全球化提供公益品，全球化将不可持续。”

这一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一直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愿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必要帮助，但不输出模式、不当“教师爷”、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坚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反对霸权霸道霸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追求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关于“强有力的民营的跨国公司”

裴敏欣认为：“除了联想和华为之外，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家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北京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和歧视，使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得不到发展。”

这一观点同样值得商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当然必须坚持公有制。但是，中国政府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谁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敢闯敢干，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诚然，中国的大型民营企业为数不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会跻身于世界市场。

关于“高端人才”

裴敏欣认为：“一个能驾驭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国际观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类人才。除了语言障碍之外，中国缺乏高端人才的原因有多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大大限制了中国精英的国际观。过时、腐败、无能和低效的高等教育体系缺乏培养这类人才的能力。目前，只有‘海归’为中国弥补了一些高端人才的缺口。中国共产党对高教和社会科学的严密控制又使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低端水平。”

这一观点的可取之处是：人才很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委实需要多多益善的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毋庸置疑，高端人才在14亿的总人口数中占比较低。但是，将高端人才缺乏的根源归咎于“狭隘的民族情绪”，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视为“过时、腐败、无能和低效”，也是违背事实的。更为荒唐的是，裴敏欣居然声称，“中国共产党对高教和社会科学的严密控制又使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低端水平”。首先，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对高教和社会科学的领导视为“严密控制”；其次，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并非“一直处于低端水平”，而是在不断发展，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难以立足的理论逻辑

裴敏欣的文章最后写道：“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这一局面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拖中国全球化后腿的基本因素是政治体制的封闭和专制。只要这一基本因素继续存在，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求中国改变政治体制，并用“封闭和专制”形容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文文章，居然被中国的一家中文网站转载。裴敏欣难道不知道，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进一步说，美国拥有大量强有力的民营跨国公司和为数不少的高端人力资源，但是否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警察”，美国奉行的是霸权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因此，按照裴敏欣的观点和逻辑，美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当然，更不是全球化的赢家。

（作者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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