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所经历的巨变 | 新京报专栏

创建时间:  2018-12-12     浏览次数:


改革开放40年:我所经历的巨变 | 新京报专栏

文 |江时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个年头。回首往事,中国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

从填不饱肚子到减肥节食

40年前,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56美元。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近的印度是204美元,比中国高出近50美元。

今天,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9000美元,而印度还不足2000美元。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上许多权威机构认为,中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

40年前,还在大学求学的我,不能保证天天吃上一块肉。那时的早饭就是一碗粥、一个馒头和一分钱咸菜。上完两节课,肚子饿了,只好泡一杯糖水充饥。而且,那时的糖是凭票供应的。

现在,我们终于不再为吃饭发愁,许多人甚至还在为减肥而节食。人们追求的不是吃饱,而是吃好。

40年前,人们出行的主要工具是公共汽车或自行车,而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城市之间的交通更不容易,因为火车票一票难求。我记得,有一次,为了在春节买到一张回老家探亲的火车票,在北京站广场露天排了一天队,最后虽然买到了票,但在严寒中冻出了感冒。那时,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快的是19个小时,慢的是24个小时以上。每次回家之路,都显得那么漫长难挨。

今天,汽车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以至于堵车成了许多城市的“城市病”。全国的高速公路长度已有十多万公里,真可谓四通八达。北京到上海的复兴号高铁仅耗时4个半小时。飞机也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40年前,布料是定量供应的。一些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国时常说,中国人穿的衣服颜色相同,款式相同,只有人脸是不同的。确实,当时中国人追求的是如何穿暖。

而今天,服装店随处可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外国时装也应有尽有。人们追求的不是穿暖,而是穿得漂亮。在每一个大城市的街头,年轻人身上的时装,从款式到颜色,与国外毫无二致。


我们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40年前,书刊报纸极少,“精神食粮”极度匮乏。因此,每当书店里新到一批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时,总能吸引许多人。书店里出现排队购书的场景,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我记得1980年初第一次到北京时看到,每天下午,邮局门前总有人排队。走近一看,原来是在买报纸。

今天,中国人早已不必为买书或买报纸而排队了。从外国名著到中国作家的小说,从多种多样的学术著作到八小时以外的消遣读物,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应有尽有。而且,阅读方式也更加多元化。除直接在电脑和手机上阅读外,还可以下载电子书,甚至还可以听书。人们缺少的不是书刊报纸,而是用于阅读和思考的时间。

40年前,除样板戏、“红歌”和一些传统的民歌以外,可以享受的音乐不多。因此,当我们在大学里听到邓丽君的歌曲后,无不为之陶醉。尽管我们当时被告知,不能听这位台湾歌手的“靡靡之音”。

今天,从交响乐到通俗音乐,从摇滚乐到民歌,从港台歌手到外国歌手,可谓应有尽有。欣赏音乐的工具和方式也多种多样。邓丽君时代的磁带和卡式录音机早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高保真组合音响、DVD光盘和蓝牙播放器。音乐“发烧友”在大江南北不计其数。

40年前,即使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外国人也不多见。我上大学的那个年代,每次遇到外国人时,总会盯着他的脸和服饰,好像看到了什么稀奇的怪物。在一些中小城市,甚至还有中国人围观外国人的情景。

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7年,我国出境游人数超过1.31亿次,规模超过日本总人口。而在中国,即使在偏僻的地方,也能经常看到外国人。不少中国人可以用外语与外国人交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与外国人通婚的中国人也不计其数。

总之,与40年前相比,我们的生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当年的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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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江时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个年头。回首往事,中国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

从填不饱肚子到减肥节食

40年前,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56美元。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近的印度是204美元,比中国高出近50美元。

今天,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9000美元,而印度还不足2000美元。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上许多权威机构认为,中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

40年前,还在大学求学的我,不能保证天天吃上一块肉。那时的早饭就是一碗粥、一个馒头和一分钱咸菜。上完两节课,肚子饿了,只好泡一杯糖水充饥。而且,那时的糖是凭票供应的。

现在,我们终于不再为吃饭发愁,许多人甚至还在为减肥而节食。人们追求的不是吃饱,而是吃好。

40年前,人们出行的主要工具是公共汽车或自行车,而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城市之间的交通更不容易,因为火车票一票难求。我记得,有一次,为了在春节买到一张回老家探亲的火车票,在北京站广场露天排了一天队,最后虽然买到了票,但在严寒中冻出了感冒。那时,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快的是19个小时,慢的是24个小时以上。每次回家之路,都显得那么漫长难挨。

今天,汽车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以至于堵车成了许多城市的“城市病”。全国的高速公路长度已有十多万公里,真可谓四通八达。北京到上海的复兴号高铁仅耗时4个半小时。飞机也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40年前,布料是定量供应的。一些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国时常说,中国人穿的衣服颜色相同,款式相同,只有人脸是不同的。确实,当时中国人追求的是如何穿暖。

而今天,服装店随处可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外国时装也应有尽有。人们追求的不是穿暖,而是穿得漂亮。在每一个大城市的街头,年轻人身上的时装,从款式到颜色,与国外毫无二致。


我们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40年前,书刊报纸极少,“精神食粮”极度匮乏。因此,每当书店里新到一批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时,总能吸引许多人。书店里出现排队购书的场景,在那时是司空见惯的。我记得1980年初第一次到北京时看到,每天下午,邮局门前总有人排队。走近一看,原来是在买报纸。

今天,中国人早已不必为买书或买报纸而排队了。从外国名著到中国作家的小说,从多种多样的学术著作到八小时以外的消遣读物,大大小小的书店里应有尽有。而且,阅读方式也更加多元化。除直接在电脑和手机上阅读外,还可以下载电子书,甚至还可以听书。人们缺少的不是书刊报纸,而是用于阅读和思考的时间。

40年前,除样板戏、“红歌”和一些传统的民歌以外,可以享受的音乐不多。因此,当我们在大学里听到邓丽君的歌曲后,无不为之陶醉。尽管我们当时被告知,不能听这位台湾歌手的“靡靡之音”。

今天,从交响乐到通俗音乐,从摇滚乐到民歌,从港台歌手到外国歌手,可谓应有尽有。欣赏音乐的工具和方式也多种多样。邓丽君时代的磁带和卡式录音机早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高保真组合音响、DVD光盘和蓝牙播放器。音乐“发烧友”在大江南北不计其数。

40年前,即使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外国人也不多见。我上大学的那个年代,每次遇到外国人时,总会盯着他的脸和服饰,好像看到了什么稀奇的怪物。在一些中小城市,甚至还有中国人围观外国人的情景。

今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7年,我国出境游人数超过1.31亿次,规模超过日本总人口。而在中国,即使在偏僻的地方,也能经常看到外国人。不少中国人可以用外语与外国人交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与外国人通婚的中国人也不计其数。

总之,与40年前相比,我们的生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当年的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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