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后得出的具有思想高度和逻辑性的一般性规律。因此，世界只有一个，而理论则数不胜数。

自20世纪初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问”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层出不穷。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和用途，国内外学术界始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能帮助学者从复杂多变、捉摸不定的国际形势中看清事态的本质，从而为决策者提供正确的建议。在他们看来，不懂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无怪乎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希望一切来稿要有理论水平，学校也要求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必须有理论创新。

但也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既未能预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也无法对叙利亚内政、中东局势以及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等“热点”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因此，国际关系理论是无用的或至少是用处有限。

甚至有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仅仅是学者自娱自乐的“玩物”，无法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很少懂得国际关系理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从不查阅理论书籍。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上述看法都是片面的。确实，国际关系理论源自国际事务的现实，既是学者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也是其认识世界的一种学理工具。就此而言，国际关系理论的用途是不容低估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战争与和平的本质;现实主义理论能使我们懂得为什么美国历届政府都愿意将军费开支维系在很高的水平上;孤立主义理论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政府热衷于单边主义行为而排斥多边主义体系;依附论能使我们看清南北关系的本质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构主义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要通过推动人文交流等手段来实现民心相通。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学者为使自己的学术成果具有更强的所谓“理论性”而钻进书堆，或故弄玄虚地造出一些远离现实的术语，或牵强附会地用那些不知所云的概念来解释严酷的现实问题。其结果是，越是使人看不懂的文字，越是被视为具有理论深度的科研成果，越容易在国内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此外，理论可被分为有用的理论和无用的理论，学以致用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旨。换言之，不能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现实问题的理论不是有用的理论，不能为决策者提供思路的理论也不是有用的理论。

与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有用这一问题息息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能否构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具有中国学派特色的国关理论？

在国际关系领域小有名气的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曾说过，大国必然会费心思考全球事务，其他国家会非常关注大国的思想家在思考什么，大国会做什么。他认为，因为英国统治世界数百年，美国曾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所以，美英学术界及美国学者推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必然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毋庸置疑，就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学者的数量而言，中国堪称世界第一。但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显然是令人失望的。这一欠缺或许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例如，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情面子影响下，中国学者相互之间的学术争鸣和交锋缺乏力度，因而很难迸发出思想火花;又如，在久治不愈的学术“浮夸风”的阴影下，中国学者攀登理论高峰的动力得不到强化;再如，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用汉语发表的，在国际学术界很难被多多益善的读者知晓。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征途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中国学者也必须急起直追，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是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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