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驳斥污蔑中拉关系的三种错误论调
创建时间：  2020-08-04     浏览次数：

如何驳斥污蔑中拉关系的三种错误论调

2020-08-03 16:08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江时学

核心提示：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所闻，有时甚至出现了“妖魔化”的迹象。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种错误论调是：中国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这些论调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拉关系发展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反击这些错误论调。

【摘要】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所闻，有时甚至出现了“妖魔化”的迹象。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种错误论调是：中国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这些论调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拉关系发展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反击这些错误论调。

【关键词】中拉关系 去工业化 生态环境 债务陷阱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一就是“全方位外交”。在这一外交方略中，中国既重视与发达国家发展南北关系，也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推动南南合作。从而形成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以下简称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中国同拉美国家相距遥远，但中拉人民友谊源远流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几代人共同努力下，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以下简称中拉关系）稳步推进，走过了非凡历程。尤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拉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中拉关系业已进入有史以来的最佳时期。

但是，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所闻。有人认为，中国使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也有人认为，中国破坏了拉美的生态环境；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在拉美制造了“债务陷阱”。这些论调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中拉关系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反击这些错误论调。

驳斥“中国使拉美出现‘去工业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经济驱动力，因此，工业化可以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①换言之，今天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的“产品”，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今天的现代化。

“去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非工业化”的弊端也很明显，它不利于扩大投资，不利于增加就业，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去工业化”有时也可以成为那些业已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所追求的产业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去工业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例如，日本在实现工业化后，经济发展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等一系列新现象的巨大压力，因此，日本希望通过“去工业化”，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服务业，改善社会生活基础设施，治理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由此可见，日本的“去工业化”是一种主动的产业发展战略。但对于尚未走完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去工业化”确实是一种不良现象。

国外学术界对“去工业化”有多种多样的定义，较为常见的一种是：工业产值（或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下降，或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在下降，或工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减少。

那么，“去工业化”的动因或根源何在？国际上的研究主要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与第三产业（或产业政策）有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的需求开始从更多的工业制成品转向更多的服务。这一转变既体现了经济活动和资源的重组，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这一与服务业（第三产业）息息相关的所谓“去工业化”，其影响未必是负面的。剑桥大学退休荣誉经济学教授罗森等人甚至认为，“去工业化”是经济增长成功的一种特征。②二是与技术进步有关。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亦即较少的劳动力能产出同样数量的GDP。而且，技术进步还能降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这样一种“去工业化”似乎同样是无可非议的。三是与劳动力成本有关。由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很大，加之许多制造业活动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企业会将某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或服务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国家（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种被称为“外包”（Outsourcing）的产业转移也会导致前者出现所谓“产业空心化”，从而加剧“去工业化”。四是与“荷兰病”有关。有些国家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在不当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这样的国家不必大力发展工业，只要通过出口自然资源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出口收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出口收入容易提升本国货币的币值，使工业制成品出口面临不利的条件，从而遭遇“荷兰病”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随着开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但是，天然气带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还有一系列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副作用：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提高了荷兰货币（盾）的汇率，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工业生产的下降又导致失业率上升。这种由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剧增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被称为“荷兰病”。五是与竞争力有关。有些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较弱，既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他国同类产品竞争，也无法在国内市场上抵御同类进口产品。其结果是，本国工业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

在理论上，“去工业化”应该是在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但在现实中，正在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同样会遭遇“去工业化”趋势。美国学者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将此称作“不成熟的去工业化”，即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就已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他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拉美国家是否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国际上的一些研究结果给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例如，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在2016年8月出版的一个题为“中国在拉美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认为，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不是虚构，而是事实。该报告写道：“在过去的12年中，阿根廷和巴西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都在下降，阿根廷下降了约一半，巴西下降了约三分之一。……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在扩大，本国工业制成品在拉美消费品总额中的比重却下降了5%—6%。2001年，进口商品在巴西消费品中的比重为13%，2014年已上升到23%。”美国学者大卫·布雷迪等人认为，拉美工业化进程的起步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曾被视为“成功的榜样”。而且，拉美还拥有对工业化有利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拉美却出现了“非工业化”，因为制造业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在下降。韩国学者金钟燮等人在其题为“去工业化的不同路径：拉美与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引用了世界银行关于制造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数据：拉美的这一比重从1990年的19.8%下降到2010年的15.7%。他们的结论是：拉美的“去工业化”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英国学者瑞斯·金吉斯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20年时间内，巴西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确实下降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年，巴西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就业都有大幅度的增加。此后几年，虽然制造业的增加值有所下降，但就业继续在扩大。由此可见，2008年后巴西出现的“去工业化”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现象，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去工业化”。还应该注意到，巴西学者对巴西是否出现了“去工业化”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工业化进程过快，现在应该使其降速，回到正常的轨道。还有人认为，巴西工业的增长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下降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不是长期性的趋势。

拉美为什么会遭遇“去工业化”？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将其归咎于中国。他们的结论来自以下3个方面：第一，中国从拉美进口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而这种出口产品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增加值也乏善可陈。第二，拉美国家通过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财富。其结果是，拉美罹患了“荷兰病”，导致拉美的产业结构出现了“第一产业化”，进而演变为“去工业化”。第三，中国向拉美国家出口了大量工业制成品，使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例如，拉美钢铁工业协会认为，由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限制中国的钢铁出口，中国对拉美出口的钢铁产量就大幅度上升，从而使拉美的钢铁工业出现了“去工业化”。第四，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与拉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市场上展开竞争，同样挤压了拉美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将拉美的“去工业化”归咎于中国，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中国从拉美进口自然资源，有利于发挥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其自然资源禀赋。因此，中国从拉美进口大量自然资源，为拉美发挥其比较优势提供了一个良机。

毋庸赘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较为充裕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资金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技术，甚至比技术更重要，因为技术引进或技术开发都需要大量资金。正是中国从拉美进口了大量大宗商品，才使拉美获得了巨额出口收入，才使拉美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有能力开展技术开发或引进高新技术。

诚然，中国从拉美进口了大量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中国不从拉美国家进口自然资源，难道拉美就会停止出口这些产品吗？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不从拉美进口，其他国家也会取而代之，成为拉美自然资源的出口市场。换言之，拉美不会因中国减少大宗商品进口而减少对农业和矿业的依赖。

其次，中国向拉美出口工业制成品，有利于丰富拉美的市场供应。在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拉美国家为了实施其“进口替代”工业化而对外高筑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这一内向发展模式受到了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等机构以及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开始奉行贸易自由化，大大降低了贸易壁垒。正是在这一外向发展模式的驱使下，拉美经济与世界市场的接轨程度越来越紧密，拉美市场上的商品供应越来越丰富。

在全球化时代，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能否占领国际市场，取决于它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因此其出口产品具有价廉物美的优势。这是中国产品在拉美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具有价廉物美的特点，因而深受拉美消费者的青睐。英国《金融时报》在2011年4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巴西圣保罗的帕赖索波利斯贫民区，低收入者非常喜欢较为廉价的中国商品，因为巴西生产的同类商品在价格上要高出4倍。该贫民区的一位店主说，他的商品必须如此便宜，否则这里的很多穷人买不起。《金融时报》的这一文章认为，中国的廉价商品有助于巴西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压力。

最后，拉美的市场开放是全方位的，不是仅仅面向中国开放。这意味着，在拉美市场上，除了中国产品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多种多样的工业制成品。因此，如果说拉美的“去工业化”是由进口工业制成品导致的，那么，仅仅指责中国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许多国家都向拉美出口工业制成品。

如前所述，国际上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拉美的“去工业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须知，那时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尚处于较低的水平。2000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仅为126亿美元，直到2018年才超过3000亿美元。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的“去工业化”，都是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就拉美的“去工业化”而言，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有利于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引导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拉美国家制定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这一政策延续了约半个世纪，拉美的工业基础就是在此期间建立的。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被大大降低，市场的作用则显著上升。其结果是，政府基本上不再制定真正意义上的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正是因为缺乏有利于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所以，拉美国家工业部门面临的以下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一是科技创新滞后，先进技术严重依赖于进口；二是融资成本高，大量工业企业缺乏再投资的动力；三是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工业发展的后劲。

驳斥“中国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

直接投资可以进入制造业、农业、矿业和其他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因此，与进出口贸易相比，直接投资（尤其是绿地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

1992年12月，中国企业首钢公司购买了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属670.7平方公里矿区的永久性开采权、勘探权和经营权。这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项目。自那时以来，尤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9年9月12日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总额已高达4068亿美元，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智利和巴哈马等地。

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为拉美国家弥补资本短缺、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国际上污蔑中国企业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的不实之词时有所闻。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麦克斯·纳桑森说，中国在阿根廷、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圭亚那、洪都拉斯、秘鲁和委内瑞拉建造的水坝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认为，拉美国家之所以“看中”中国，是因为中国在提供信贷时从不附加任何条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绿色投资不会减少对拉美环境的破坏”的文章写道，出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考虑，国际金融机构不愿意为厄瓜多尔建造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融资，但中国则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提供信贷。这一文章还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爆发后，中国从拉美进口了更多的大豆。这使得亚马孙雨林的大片土地被用来种植大豆，并使当地居民受到农药的侵害。而且，中国还从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等国进口鳄梨（又名牛油果），从而使这些国家砍伐树木，以扩大种植面积。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中心等智库在2015年4月联合发表的一个题为《中国在拉美：可供南南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借鉴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中国在拉美》）认为，巴西对中国出口大量大豆和其他农产品，是“造成亚马孙地区毁林问题的驱动因素之一”。该报告甚至认为，除了“对中国的出口直接导致的碳排放”以外，还应该注意到：为了把更多的大宗商品运输到港口，然后出口到中国，拉美国家用中国的资金架桥铺路；为了向中国投资的矿区和油田提供能源，拉美国家用中国的资金建造了水坝。③这一报告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破坏了拉美的生态环境。甚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信口雌黄：加勒比国家轻而易举地从中国获得了资金，但它们的生态环境却遭到了破坏。

上述指责是有失公允的，甚至是荒唐的。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遵守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要求企业崇尚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规范对外投资活动中的环境保护行为，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例如，中国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在2013年制定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加强对这一指南的宣传，并要求企业在海外自觉遵守。该指南规定，“企业应当秉承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理念，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自身盈利和环境保护‘双赢’”，“应当了解并遵守东道国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计划，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强化企业的环境、健康和生产安全管理，”“应当审慎考虑所在区域的生态功能定位，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具有保护价值的动、植物资源，企业可以在东道国政府及社区的配合下，优先采取就地、就近保护等措施，减少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鼓励企业使用综合环境服务。”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了提升这一倡议的“绿色化”水平，中国政府的四个部门（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以及商务部）在2017年4月24日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要求企业自觉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和东道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高度重视东道国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加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同年5月，环境保护部印发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再次要求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开发使用低碳、节能、环保的材料与技术工艺，推进循环利用，减少在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确实，如何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不同的拉美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和姿态是不尽相同的。这也能说明为什么2019年8月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雨林发生火灾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不仅与一些非政府组织相互指责，而且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媒体上进行“对骂”。但是，中国并没有强迫拉美国家出口大豆、鳄梨或其他大宗商品，也没有强迫拉美国家建造水坝。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是建立在两厢情愿、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

在国际上，任何一种投资行为都是以东道国的招标和企业的投标为基础的，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行为亦非例外。一方面，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拉美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为了中标，中国企业必然会接受东道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提出的所有要求，中标后并未违反双方的约定。

事实上，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会为了兑现承诺而想方设法地采用新技术。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资料显示，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生态敏感地区采用三级沉降处理法，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效果。为了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该企业在运输钻机时用直升机开展吊装作业。该企业旗下的厄瓜多尔安第斯石油公司因在生产过程中出色地保护了雨林地区的生态环境而荣获世界石油组织评选的“最佳HSE/可持续发展奖”。

应该注意到，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行为也得到了国际上的一些智库的正面评价。例如，前述《中国在拉美》报告以不符合逻辑的推理批评中国企业，但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中国企业执行的环境保护标准高于东道国确定的标准，甚至优于其他国家的表现。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中心的研究员吕贝卡·雷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拉美国家制定了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中国企业是愿意、而且有能力执行这些标准的。例如，中石化公司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三国的业绩很出色。因此，该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生产活动遭遇的抗议活动，要少于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遭遇的抗议，甚至少于厄瓜多尔本国石油公司遭遇的抗议。波士顿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将首钢秘鲁铁矿（Shougang Hierro Peru）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秘鲁企业做比较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该公司在维护当地生态环境方面可以更上一层楼，但比美国在秘鲁矿业中的企业以及秘鲁本国的矿业企业做得好。

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也认为，为了在社会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和外国投资者应该共同作出努力。拉美国家的政府应该为采掘业中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行为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并加强执法检查。此外，拉美国家还应该在各级政府中加强协调，并听取当地社区的意见。

如果东道国认为投资项目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中国企业既不会置之不理，也不会使其强行上马。例如，中国的宝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曾希望在巴西建立钢铁厂，但最终都被迫放弃，原因之一就是未能通过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查。

还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经常性地利用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一些不足之处而小题大做，随意发挥，使本来应该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投资项目无法上马或半途而废。

驳斥“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

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多元化的。这一关系既有双边贸易和投资（包括对外投资和吸引外来投资），也有引进技术和输出技术；既有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也有包括信贷、货币互换等形式在内的金融往来。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金融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快。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拉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金融合作已初见成效。在中方倡导的“1＋3＋6”务实合作框架内，“三大引擎”之一就是金融合作（其它两个“引擎”分别是贸易和投资）。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中方将正式实施100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并在这一基础上将专项贷款额度增至200亿美元。”2015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推进中拉产能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发起成立了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2016年1月12日，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起的中拉合作基金正式投入运营。2019年4月22日，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在北京成立。④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巴西、阿根廷、苏里南和智利四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并分别在2015年5月和9月指定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分行为人民币清算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已在拉美开设了十多家分支机构。⑤截至2017年6月，中国向拉美提供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信贷，相当于美洲开发银行、安第斯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对拉美提供的贷款之和。⑥

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引起了美国的忧虑和反感。无怪乎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的论调并不少见，甚至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经常信口雌黄。如在2018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中国向拉美提供的信贷是“令人焦虑不安”的，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虽然他未使用“债务陷阱”这一词语，但他污蔑中国向拉美提供信贷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2019年4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智利发表演讲时扬言，美国会永远鼓励拉美国家避免中国制造的“债务陷阱”。他说：“南美洲真的已认出了那些伪装的朋友，并对他们提高警惕。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你们的家门口，一旦他们进入你们的家里，我们知道，你们看到的就是债务陷阱。他们会制造债务陷阱，对规则漠视无睹，在你们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令人欣慰的是，你们南美洲并没有搭理他们。你们应该知道，美国会支持你们。” 2020年1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西半球事务的高级官员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在接受西班牙埃菲社记者采访时也说，如果拉美倒向中国，进入中国的“轨道”，那么拉美就会跌入债务陷阱。

美国政府官员的上述论调完全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挑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一个国家是否在另一个国家制造“债务陷阱”，应对以下四个方面的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一是债务国是否需要债权国的信贷；二是双方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符合国际规则；三是这一关系是否互利共赢；四是债权国的信贷是否对债务国的支付能力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或是否加快债务国的债务违约风险。

构成“债务陷阱”的上述4个要素并不适用于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对外资的依赖性较重。许多拉美国家甚至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利用大进大出、投机性极强的短缺资本（又称“热钱”），从而加大金融风险。1994年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热钱”的大进大出。

国际上的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之所以难以改变，主要是因为缺乏资金，导致投资不足。因此，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和直接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时，始终严格恪守国际规则。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无论是偿还期限还是利率，都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按照国际规则的要求达成协议的。

事实上，中国提供的信贷在拉美国家举借的外债中的比重是极低的。根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统计，2018年，拉美的外债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在拉美债务中的比重不足7%。⑦

诚然，拉美国家曾经爆发过多次或大或小的债务危机，但没有一次债务危机是中国制造的。相反，美国则几乎与拉美国家的每一次债务危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商业银行为首的债权人向拉美提供了大量信贷。一方面，正在实施负债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亟需多多益善的外资；另一方面，美国商业银行迫切希望尽快将大量“石油美元”存款放贷出去，因而将利率压得很低。这为拉美国家举借外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其结果是，墨西哥的外债总额从1973年的40亿美元快速增加到1981年的43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约30%。⑧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外债相当于GDP和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从1970年的约18%和180%快速上升到1982年的约45%和330%。⑨

1981年上半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大幅度提升利率，从而使拉美的还本付息负担变得沉重不堪。此外，国际市场上多种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使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显著减少。这两个不利的外部因素终于使肩负巨额外债的拉美国家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财政部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墨西哥无法按时对8月16日到期的8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还本付息，墨西哥债务危机终于爆发。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拉美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爆发了债务危机。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拉美国家实施了严厉而痛苦的以紧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其结果是，拉美国家既不能继续得到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又要为其还本付息，而且还要实施以财政紧缩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改革。这一切使拉美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拉美的“失去的十年”。由此可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将拉美推入债务陷阱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可以预料，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包括资金融通在内的“五通”必将稳步推进，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也会有所增加。但中国不会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因为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始终恪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在拉美，反对“债务陷阱论”的有识之士为数不少。例如，多米尼加学者爱德华多·克林格·佩韦2020年1月27日在多米尼加《今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的美国政府官员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可能只有40多岁，因此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是美国造成的。这一文章指出，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1000亿美元至15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中国的投资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口。因此，如果美国真的希望促进拉美的发展，它就应该摒弃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信贷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有人认为，自2007年开始，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信贷超过600 亿美元。⑩且不论这一数据是否真实，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没有在委内瑞拉制造“债务陷阱”。这一结论与以下事实有关：首先，中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此相关的协议符合国际规则；其次，中国提供的信贷有助于委内瑞拉政府实施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再次，双方采用的“石油换贷款”方式能确保双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近几年，受美国经济制裁及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动乱的影响，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大幅度下降，从而对“石油换贷款”计划的实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委内瑞拉制造了“债务陷阱”。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中委融资合作是双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展的商业性合作，有关资金主要用于委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和两国间的合作项目，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考虑到当前国际油价变动，双方同意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探讨增强两国融资合作机制灵活性的有效方式。中委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委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包括金融合作在内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中拉合作符合双方需要，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影响，也绝不受任何一种阴谋论影响

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认知也伴随着多种多样的误读、误解和误判，甚至出现了“妖魔化”的迹象。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种论调是：中国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中国破坏拉美生态环境，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

中国是否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这个问题与“去工业化”的定义有关，因此，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与学术争论有关的学术问题。但是，关于中国破坏拉美生态环境的指责，或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或将极少数中国企业的不规范行为放大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冠李戴，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

应该注意到，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的错误论调，主要出自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之口。这一奇怪现象完全是近几年“门罗主义”死灰复燃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早在2018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说过，“我们已经忘记了门罗主义的重要性，忘记了门罗主义对西半球、对我们共同享有的价值观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认为，与200年以前门罗主义问世时相比，门罗主义在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拉美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因此，中国与拉美在共商、共建和共享基础上开展合作的潜力十分巨大。中拉合作符合双方需要，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影响，更不受任何一种阴谋论影响。

（作者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群慧：《以高质量工业化进程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4期。

②罗森等人甚至认为，“去工业化”是经济增长成功的一种特征。（见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97/42, 1997.)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wp9742.pdf.

③参与该研究报告的其他几个智库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全球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阿根廷转型研究中心以及秘鲁太平洋大学研究中心。（Rebecca Ray, Kevin P. Gallagher, Andres Lopez, Cynthia Sanborn, “China en Latinoamérica:Lecciones para la cooperación Sur-Sur y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Boston University,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para la Transformación, Tufts University, and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2015.)

④这是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的首个多边金融合作机制，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头成立，成员行包括阿根廷投资与外贸银行、拉美对外贸易银行、墨西哥国家外贸银行、巴拿马国民银行、秘鲁开发金融公司、厄瓜多尔国家开发银行、哥伦比亚国家金融发展公司。

⑤“日媒：亚投行成员增至84个 白俄罗斯等四国正式加入”，环球网，2017年12月19日。https://m.huanqiu.com/r/MV8wXzExNDYwNTY5XzEyNTlfMTUxMzY2OTA4MA==

⑥“专访：资金融通助力中拉产能合作--访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2017年5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5/31/c_1121065209.htm.美国智库“美洲对话组织”认为，自2005年至2018年，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约为1400亿美元。https://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⑦美国智库美洲对话组织的数据表明，在2005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15个国家提供了1400亿美元的信贷。https://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⑧James M. 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1989, the IMF, October 1, 2001, p. 282.

⑨José Antonio Ocampop,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oseph E. Stiglitz and Daniel Heymann (eds.), Life after debt : the origins and resolutions of debt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⑩Matt Ferchen, “China, Venezuela, and the Illusion of Debt-Trap Diplomacy”, Carnegie-Tsinghua, August 16, 2018.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http://www.rmlt.com.cn/2020/0803/588877.shtml




上一条：UZGUR, İbrahim, “Çin-İsrail İlişkilerinde Üçüncü Tarafların Etkisi”,Ortadoğu Etütleri, 12-1 (2020): 182-205

下一条：Andrew Alexander | A critical overview of the Area Studies model: A brief study of the current trends in Area Studies.

首页 -- 学术成果 -- 期刊论文 -- 正文

如何驳斥污蔑中拉关系的三种错误论调
创建时间：  2020-08-04     浏览次数：

如何驳斥污蔑中拉关系的三种错误论调

2020-08-03 16:08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江时学

核心提示：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所闻，有时甚至出现了“妖魔化”的迹象。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种错误论调是：中国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这些论调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拉关系发展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反击这些错误论调。

【摘要】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所闻，有时甚至出现了“妖魔化”的迹象。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种错误论调是：中国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这些论调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拉关系发展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反击这些错误论调。

【关键词】中拉关系 去工业化 生态环境 债务陷阱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之一就是“全方位外交”。在这一外交方略中，中国既重视与发达国家发展南北关系，也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推动南南合作。从而形成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以下简称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中国同拉美国家相距遥远，但中拉人民友谊源远流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几代人共同努力下，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以下简称中拉关系）稳步推进，走过了非凡历程。尤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拉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中拉关系业已进入有史以来的最佳时期。

但是，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误读、误解和误判也时有所闻。有人认为，中国使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也有人认为，中国破坏了拉美的生态环境；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在拉美制造了“债务陷阱”。这些论调无中生有，混淆是非，甚至是信口雌黄，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中拉关系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摆事实、讲道理，反击这些错误论调。

驳斥“中国使拉美出现‘去工业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工业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经济驱动力，因此，工业化可以被认为是经济现代化。①换言之，今天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的“产品”，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今天的现代化。

“去工业化”是相对于工业化而言的。“非工业化”的弊端也很明显，它不利于扩大投资，不利于增加就业，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去工业化”有时也可以成为那些业已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所追求的产业发展战略。这意味着，“去工业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例如，日本在实现工业化后，经济发展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等一系列新现象的巨大压力，因此，日本希望通过“去工业化”，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服务业，改善社会生活基础设施，治理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污染。由此可见，日本的“去工业化”是一种主动的产业发展战略。但对于尚未走完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去工业化”确实是一种不良现象。

国外学术界对“去工业化”有多种多样的定义，较为常见的一种是：工业产值（或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下降，或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在下降，或工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减少。

那么，“去工业化”的动因或根源何在？国际上的研究主要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与第三产业（或产业政策）有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的需求开始从更多的工业制成品转向更多的服务。这一转变既体现了经济活动和资源的重组，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此，这一与服务业（第三产业）息息相关的所谓“去工业化”，其影响未必是负面的。剑桥大学退休荣誉经济学教授罗森等人甚至认为，“去工业化”是经济增长成功的一种特征。②二是与技术进步有关。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亦即较少的劳动力能产出同样数量的GDP。而且，技术进步还能降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这样一种“去工业化”似乎同样是无可非议的。三是与劳动力成本有关。由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很大，加之许多制造业活动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企业会将某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或服务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国家（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这种被称为“外包”（Outsourcing）的产业转移也会导致前者出现所谓“产业空心化”，从而加剧“去工业化”。四是与“荷兰病”有关。有些国家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在不当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这样的国家不必大力发展工业，只要通过出口自然资源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出口收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出口收入容易提升本国货币的币值，使工业制成品出口面临不利的条件，从而遭遇“荷兰病”的困境。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天然气。随着开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但是，天然气带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还有一系列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副作用：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提高了荷兰货币（盾）的汇率，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工业生产的下降又导致失业率上升。这种由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剧增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被称为“荷兰病”。五是与竞争力有关。有些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较弱，既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他国同类产品竞争，也无法在国内市场上抵御同类进口产品。其结果是，本国工业无法得到长足的发展，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

在理论上，“去工业化”应该是在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但在现实中，正在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同样会遭遇“去工业化”趋势。美国学者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将此称作“不成熟的去工业化”，即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就已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他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拉美国家是否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国际上的一些研究结果给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例如，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在2016年8月出版的一个题为“中国在拉美工业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报告认为，拉美地区的“去工业化”不是虚构，而是事实。该报告写道：“在过去的12年中，阿根廷和巴西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都在下降，阿根廷下降了约一半，巴西下降了约三分之一。……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在扩大，本国工业制成品在拉美消费品总额中的比重却下降了5%—6%。2001年，进口商品在巴西消费品中的比重为13%，2014年已上升到23%。”美国学者大卫·布雷迪等人认为，拉美工业化进程的起步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曾被视为“成功的榜样”。而且，拉美还拥有对工业化有利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拉美却出现了“非工业化”，因为制造业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在下降。韩国学者金钟燮等人在其题为“去工业化的不同路径：拉美与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引用了世界银行关于制造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数据：拉美的这一比重从1990年的19.8%下降到2010年的15.7%。他们的结论是：拉美的“去工业化”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英国学者瑞斯·金吉斯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20年时间内，巴西的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确实下降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年，巴西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就业都有大幅度的增加。此后几年，虽然制造业的增加值有所下降，但就业继续在扩大。由此可见，2008年后巴西出现的“去工业化”是一种相对而言的现象，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去工业化”。还应该注意到，巴西学者对巴西是否出现了“去工业化”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工业化进程过快，现在应该使其降速，回到正常的轨道。还有人认为，巴西工业的增长速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下降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不是长期性的趋势。

拉美为什么会遭遇“去工业化”？国际上的一些学者将其归咎于中国。他们的结论来自以下3个方面：第一，中国从拉美进口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而这种出口产品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增加值也乏善可陈。第二，拉美国家通过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财富。其结果是，拉美罹患了“荷兰病”，导致拉美的产业结构出现了“第一产业化”，进而演变为“去工业化”。第三，中国向拉美国家出口了大量工业制成品，使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例如，拉美钢铁工业协会认为，由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限制中国的钢铁出口，中国对拉美出口的钢铁产量就大幅度上升，从而使拉美的钢铁工业出现了“去工业化”。第四，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与拉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市场上展开竞争，同样挤压了拉美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将拉美的“去工业化”归咎于中国，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中国从拉美进口自然资源，有利于发挥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其自然资源禀赋。因此，中国从拉美进口大量自然资源，为拉美发挥其比较优势提供了一个良机。

毋庸赘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较为充裕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资金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技术，甚至比技术更重要，因为技术引进或技术开发都需要大量资金。正是中国从拉美进口了大量大宗商品，才使拉美获得了巨额出口收入，才使拉美国家的政府或企业有能力开展技术开发或引进高新技术。

诚然，中国从拉美进口了大量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中国不从拉美国家进口自然资源，难道拉美就会停止出口这些产品吗？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不从拉美进口，其他国家也会取而代之，成为拉美自然资源的出口市场。换言之，拉美不会因中国减少大宗商品进口而减少对农业和矿业的依赖。

其次，中国向拉美出口工业制成品，有利于丰富拉美的市场供应。在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拉美国家为了实施其“进口替代”工业化而对外高筑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这一内向发展模式受到了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等机构以及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开始奉行贸易自由化，大大降低了贸易壁垒。正是在这一外向发展模式的驱使下，拉美经济与世界市场的接轨程度越来越紧密，拉美市场上的商品供应越来越丰富。

在全球化时代，商品流通的速度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能否占领国际市场，取决于它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因此其出口产品具有价廉物美的优势。这是中国产品在拉美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具有价廉物美的特点，因而深受拉美消费者的青睐。英国《金融时报》在2011年4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巴西圣保罗的帕赖索波利斯贫民区，低收入者非常喜欢较为廉价的中国商品，因为巴西生产的同类商品在价格上要高出4倍。该贫民区的一位店主说，他的商品必须如此便宜，否则这里的很多穷人买不起。《金融时报》的这一文章认为，中国的廉价商品有助于巴西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压力。

最后，拉美的市场开放是全方位的，不是仅仅面向中国开放。这意味着，在拉美市场上，除了中国产品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多种多样的工业制成品。因此，如果说拉美的“去工业化”是由进口工业制成品导致的，那么，仅仅指责中国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为许多国家都向拉美出口工业制成品。

如前所述，国际上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拉美的“去工业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须知，那时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尚处于较低的水平。2000年，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仅为126亿美元，直到2018年才超过3000亿美元。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的“去工业化”，都是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就拉美的“去工业化”而言，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有利于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引导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拉美国家制定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这一政策延续了约半个世纪，拉美的工业基础就是在此期间建立的。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被大大降低，市场的作用则显著上升。其结果是，政府基本上不再制定真正意义上的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正是因为缺乏有利于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所以，拉美国家工业部门面临的以下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一是科技创新滞后，先进技术严重依赖于进口；二是融资成本高，大量工业企业缺乏再投资的动力；三是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工业发展的后劲。

驳斥“中国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

直接投资可以进入制造业、农业、矿业和其他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因此，与进出口贸易相比，直接投资（尤其是绿地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

1992年12月，中国企业首钢公司购买了秘鲁铁矿公司98.4%的股份及其所属670.7平方公里矿区的永久性开采权、勘探权和经营权。这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项目。自那时以来，尤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9年9月12日联合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总额已高达4068亿美元，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智利和巴哈马等地。

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为拉美国家弥补资本短缺、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国际上污蔑中国企业在拉美破坏生态环境的不实之词时有所闻。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麦克斯·纳桑森说，中国在阿根廷、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圭亚那、洪都拉斯、秘鲁和委内瑞拉建造的水坝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认为，拉美国家之所以“看中”中国，是因为中国在提供信贷时从不附加任何条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网站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绿色投资不会减少对拉美环境的破坏”的文章写道，出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考虑，国际金融机构不愿意为厄瓜多尔建造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融资，但中国则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提供信贷。这一文章还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爆发后，中国从拉美进口了更多的大豆。这使得亚马孙雨林的大片土地被用来种植大豆，并使当地居民受到农药的侵害。而且，中国还从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等国进口鳄梨（又名牛油果），从而使这些国家砍伐树木，以扩大种植面积。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中心等智库在2015年4月联合发表的一个题为《中国在拉美：可供南南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借鉴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中国在拉美》）认为，巴西对中国出口大量大豆和其他农产品，是“造成亚马孙地区毁林问题的驱动因素之一”。该报告甚至认为，除了“对中国的出口直接导致的碳排放”以外，还应该注意到：为了把更多的大宗商品运输到港口，然后出口到中国，拉美国家用中国的资金架桥铺路；为了向中国投资的矿区和油田提供能源，拉美国家用中国的资金建造了水坝。③这一报告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破坏了拉美的生态环境。甚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信口雌黄：加勒比国家轻而易举地从中国获得了资金，但它们的生态环境却遭到了破坏。

上述指责是有失公允的，甚至是荒唐的。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遵守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要求企业崇尚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规范对外投资活动中的环境保护行为，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例如，中国商务部、环境保护部在2013年制定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加强对这一指南的宣传，并要求企业在海外自觉遵守。该指南规定，“企业应当秉承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理念，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自身盈利和环境保护‘双赢’”，“应当了解并遵守东道国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计划，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强化企业的环境、健康和生产安全管理，”“应当审慎考虑所在区域的生态功能定位，对于可能受到影响的具有保护价值的动、植物资源，企业可以在东道国政府及社区的配合下，优先采取就地、就近保护等措施，减少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鼓励企业使用综合环境服务。”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了提升这一倡议的“绿色化”水平，中国政府的四个部门（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以及商务部）在2017年4月24日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要求企业自觉遵守国际经贸规则和东道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高度重视东道国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加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同年5月，环境保护部印发了《“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再次要求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开发使用低碳、节能、环保的材料与技术工艺，推进循环利用，减少在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确实，如何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不同的拉美国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和姿态是不尽相同的。这也能说明为什么2019年8月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雨林发生火灾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不仅与一些非政府组织相互指责，而且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媒体上进行“对骂”。但是，中国并没有强迫拉美国家出口大豆、鳄梨或其他大宗商品，也没有强迫拉美国家建造水坝。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是建立在两厢情愿、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

在国际上，任何一种投资行为都是以东道国的招标和企业的投标为基础的，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行为亦非例外。一方面，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拉美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为了中标，中国企业必然会接受东道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提出的所有要求，中标后并未违反双方的约定。

事实上，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会为了兑现承诺而想方设法地采用新技术。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资料显示，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生态敏感地区采用三级沉降处理法，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效果。为了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该企业在运输钻机时用直升机开展吊装作业。该企业旗下的厄瓜多尔安第斯石油公司因在生产过程中出色地保护了雨林地区的生态环境而荣获世界石油组织评选的“最佳HSE/可持续发展奖”。

应该注意到，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行为也得到了国际上的一些智库的正面评价。例如，前述《中国在拉美》报告以不符合逻辑的推理批评中国企业，但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中国企业执行的环境保护标准高于东道国确定的标准，甚至优于其他国家的表现。该报告的作者之一、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中心的研究员吕贝卡·雷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拉美国家制定了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中国企业是愿意、而且有能力执行这些标准的。例如，中石化公司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三国的业绩很出色。因此，该公司在厄瓜多尔的生产活动遭遇的抗议活动，要少于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遭遇的抗议，甚至少于厄瓜多尔本国石油公司遭遇的抗议。波士顿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将首钢秘鲁铁矿（Shougang Hierro Peru）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秘鲁企业做比较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该公司在维护当地生态环境方面可以更上一层楼，但比美国在秘鲁矿业中的企业以及秘鲁本国的矿业企业做得好。

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也认为，为了在社会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和外国投资者应该共同作出努力。拉美国家的政府应该为采掘业中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行为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并加强执法检查。此外，拉美国家还应该在各级政府中加强协调，并听取当地社区的意见。

如果东道国认为投资项目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中国企业既不会置之不理，也不会使其强行上马。例如，中国的宝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曾希望在巴西建立钢铁厂，但最终都被迫放弃，原因之一就是未能通过环境保护部门的审查。

还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经常性地利用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一些不足之处而小题大做，随意发挥，使本来应该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投资项目无法上马或半途而废。

驳斥“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

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多元化的。这一关系既有双边贸易和投资（包括对外投资和吸引外来投资），也有引进技术和输出技术；既有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也有包括信贷、货币互换等形式在内的金融往来。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金融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快。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拉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金融合作已初见成效。在中方倡导的“1＋3＋6”务实合作框架内，“三大引擎”之一就是金融合作（其它两个“引擎”分别是贸易和投资）。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中方将正式实施100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并在这一基础上将专项贷款额度增至200亿美元。”2015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推进中拉产能合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发起成立了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2016年1月12日，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起的中拉合作基金正式投入运营。2019年4月22日，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在北京成立。④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巴西、阿根廷、苏里南和智利四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并分别在2015年5月和9月指定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分行为人民币清算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已在拉美开设了十多家分支机构。⑤截至2017年6月，中国向拉美提供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信贷，相当于美洲开发银行、安第斯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对拉美提供的贷款之和。⑥

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引起了美国的忧虑和反感。无怪乎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的论调并不少见，甚至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经常信口雌黄。如在2018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中国向拉美提供的信贷是“令人焦虑不安”的，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虽然他未使用“债务陷阱”这一词语，但他污蔑中国向拉美提供信贷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2019年4月1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智利发表演讲时扬言，美国会永远鼓励拉美国家避免中国制造的“债务陷阱”。他说：“南美洲真的已认出了那些伪装的朋友，并对他们提高警惕。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你们的家门口，一旦他们进入你们的家里，我们知道，你们看到的就是债务陷阱。他们会制造债务陷阱，对规则漠视无睹，在你们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令人欣慰的是，你们南美洲并没有搭理他们。你们应该知道，美国会支持你们。” 2020年1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西半球事务的高级官员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在接受西班牙埃菲社记者采访时也说，如果拉美倒向中国，进入中国的“轨道”，那么拉美就会跌入债务陷阱。

美国政府官员的上述论调完全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挑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一个国家是否在另一个国家制造“债务陷阱”，应对以下四个方面的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一是债务国是否需要债权国的信贷；二是双方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符合国际规则；三是这一关系是否互利共赢；四是债权国的信贷是否对债务国的支付能力产生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或是否加快债务国的债务违约风险。

构成“债务陷阱”的上述4个要素并不适用于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对外资的依赖性较重。许多拉美国家甚至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利用大进大出、投机性极强的短缺资本（又称“热钱”），从而加大金融风险。1994年墨西哥爆发的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热钱”的大进大出。

国际上的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之所以难以改变，主要是因为缺乏资金，导致投资不足。因此，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和直接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时，始终严格恪守国际规则。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无论是偿还期限还是利率，都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谈判，按照国际规则的要求达成协议的。

事实上，中国提供的信贷在拉美国家举借的外债中的比重是极低的。根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统计，2018年，拉美的外债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在拉美债务中的比重不足7%。⑦

诚然，拉美国家曾经爆发过多次或大或小的债务危机，但没有一次债务危机是中国制造的。相反，美国则几乎与拉美国家的每一次债务危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商业银行为首的债权人向拉美提供了大量信贷。一方面，正在实施负债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亟需多多益善的外资；另一方面，美国商业银行迫切希望尽快将大量“石油美元”存款放贷出去，因而将利率压得很低。这为拉美国家举借外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其结果是，墨西哥的外债总额从1973年的40亿美元快速增加到1981年的43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约30%。⑧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外债相当于GDP和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从1970年的约18%和180%快速上升到1982年的约45%和330%。⑨

1981年上半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大幅度提升利率，从而使拉美的还本付息负担变得沉重不堪。此外，国际市场上多种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使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显著减少。这两个不利的外部因素终于使肩负巨额外债的拉美国家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82年8月12日，墨西哥财政部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墨西哥无法按时对8月16日到期的8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还本付息，墨西哥债务危机终于爆发。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拉美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爆发了债务危机。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拉美国家实施了严厉而痛苦的以紧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其结果是，拉美国家既不能继续得到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又要为其还本付息，而且还要实施以财政紧缩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改革。这一切使拉美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拉美的“失去的十年”。由此可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将拉美推入债务陷阱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可以预料，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包括资金融通在内的“五通”必将稳步推进，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也会有所增加。但中国不会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因为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始终恪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在拉美，反对“债务陷阱论”的有识之士为数不少。例如，多米尼加学者爱德华多·克林格·佩韦2020年1月27日在多米尼加《今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的美国政府官员毛里西奥·克拉韦尔·卡罗内可能只有40多岁，因此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是美国造成的。这一文章指出，拉美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1000亿美元至15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中国的投资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口。因此，如果美国真的希望促进拉美的发展，它就应该摒弃地缘政治上的考量。

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信贷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有人认为，自2007年开始，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信贷超过600 亿美元。⑩且不论这一数据是否真实，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并没有在委内瑞拉制造“债务陷阱”。这一结论与以下事实有关：首先，中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此相关的协议符合国际规则；其次，中国提供的信贷有助于委内瑞拉政府实施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再次，双方采用的“石油换贷款”方式能确保双方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近几年，受美国经济制裁及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动乱的影响，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大幅度下降，从而对“石油换贷款”计划的实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委内瑞拉制造了“债务陷阱”。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那样，“中委融资合作是双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开展的商业性合作，有关资金主要用于委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和两国间的合作项目，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考虑到当前国际油价变动，双方同意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探讨增强两国融资合作机制灵活性的有效方式。中委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中方愿与委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包括金融合作在内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中拉合作符合双方需要，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影响，也绝不受任何一种阴谋论影响

随着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对这一关系的认知也伴随着多种多样的误读、误解和误判，甚至出现了“妖魔化”的迹象。迄今为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三种论调是：中国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中国破坏拉美生态环境，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

中国是否导致拉美出现了“去工业化”这个问题与“去工业化”的定义有关，因此，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与学术争论有关的学术问题。但是，关于中国破坏拉美生态环境的指责，或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或将极少数中国企业的不规范行为放大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冠李戴，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

应该注意到，污蔑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的错误论调，主要出自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之口。这一奇怪现象完全是近几年“门罗主义”死灰复燃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早在2018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就说过，“我们已经忘记了门罗主义的重要性，忘记了门罗主义对西半球、对我们共同享有的价值观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认为，与200年以前门罗主义问世时相比，门罗主义在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拉美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因此，中国与拉美在共商、共建和共享基础上开展合作的潜力十分巨大。中拉合作符合双方需要，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影响，更不受任何一种阴谋论影响。

（作者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群慧：《以高质量工业化进程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4期。

②罗森等人甚至认为，“去工业化”是经济增长成功的一种特征。（见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97/42, 1997.)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wp9742.pdf.

③参与该研究报告的其他几个智库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全球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阿根廷转型研究中心以及秘鲁太平洋大学研究中心。（Rebecca Ray, Kevin P. Gallagher, Andres Lopez, Cynthia Sanborn, “China en Latinoamérica:Lecciones para la cooperación Sur-Sur y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Boston University,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para la Transformación, Tufts University, and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2015.)

④这是中国与拉美国家建立的首个多边金融合作机制，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头成立，成员行包括阿根廷投资与外贸银行、拉美对外贸易银行、墨西哥国家外贸银行、巴拿马国民银行、秘鲁开发金融公司、厄瓜多尔国家开发银行、哥伦比亚国家金融发展公司。

⑤“日媒：亚投行成员增至84个 白俄罗斯等四国正式加入”，环球网，2017年12月19日。https://m.huanqiu.com/r/MV8wXzExNDYwNTY5XzEyNTlfMTUxMzY2OTA4MA==

⑥“专访：资金融通助力中拉产能合作--访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2017年5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5/31/c_1121065209.htm.美国智库“美洲对话组织”认为，自2005年至2018年，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的信贷约为1400亿美元。https://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⑦美国智库美洲对话组织的数据表明，在2005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15个国家提供了1400亿美元的信贷。https://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⑧James M. 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1989, the IMF, October 1, 2001, p. 282.

⑨José Antonio Ocampop,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oseph E. Stiglitz and Daniel Heymann (eds.), Life after debt : the origins and resolutions of debt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⑩Matt Ferchen, “China, Venezuela, and the Illusion of Debt-Trap Diplomacy”, Carnegie-Tsinghua, August 16, 2018.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http://www.rmlt.com.cn/2020/0803/588877.shtml




上一条：UZGUR, İbrahim, “Çin-İsrail İlişkilerinde Üçüncü Tarafların Etkisi”,Ortadoğu Etütleri, 12-1 (2020): 182-205

下一条：Andrew Alexander | A critical overview of the Area Studies model: A brief study of the current trends in Area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