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刘义：政党选举与暴力恐怖——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两种形态
创建时间：  2020-04-19     浏览次数：

政党选举与暴力恐怖——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两种形态

刘义

关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属于一个敏感话题。这特别是涉及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双泛”问题。为此，这也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而彻底变为了一个政治议题。实际上，所谓的“双泛”并不是完全一体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个方面有着不同的渊源，在现实政治中也多有冲突。以色列著名学者雅各布·兰杜（Jacob M. Landau）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泛突厥主义更多与沙俄时期境内的鞑靼人追求民族权利的斗争有关，在后冷战时期则成为了针对中亚地缘政治的一个议题。泛伊斯兰主义则可以追溯到近代沙俄和奥斯曼帝国分别对东正教徒和穆斯林的保教权问题，这个概念本身则来自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自近代以来，这两个概念也多有交叉和混合之处，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议题。然而，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则有待进一步的区分和分析。

关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视角，也即近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和社会转型。这跟中国也有一定的可比性。由于二者都曾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帝国，在近代都经历了西方列强的冲击，一度被列为“东亚病夫”和“西亚病夫”做比较。土耳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一度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学习的榜样。在这方面，昝涛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做了深入的探讨。该书以土耳其的现代化为核心线索，追溯了土耳其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近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凯末尔时期对民族主义的塑造、土耳其史观等问题。特别是对土耳其历史学会和土耳其语言学会等组织的分析，让我们对近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了解，从而超越了一般的政治话语问题。

在当前，中国学者关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个焦点则体现在库尔德问题上。相关的著作如：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相对应的，则是对中国境内“东突”问题的探讨。例如：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马大正和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等。然而，由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我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当前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深入探索。实际上，这不但是了解当下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关键因素，也是透视土耳其历史文化的重要维度。本文即希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政党选举和政治暴力两个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土耳其民族主义：理论分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也指出，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而且，“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盖尔纳（Ernest Gellner）总结说，“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还可以体现为一种情绪或运动。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这都说明了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帝国到共和是土耳其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转折，也成为了解释当前相关问题的一个关键。土耳其的官方民族主义立场经常认为，土耳其的人民处于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地理环境中，他们必须做好生活在一种持续的危机状态的准备。维护土耳其统一的唯一途径即将“瓦坦”（Vatan,祖国）视为土耳其民族最宝贵的财产，并预备为她而牺牲。

作为土耳其民族和国家现实的一种永久的自然象征，瓦坦获得了超历史和本体论的地位。然而，这远不是中立和真实的，瓦坦是一种历史建构的空间框架；为了控制国家权力结构以及掌控和代表瓦坦的霸权，不同的政治势力争斗不休。政治话语霸权有一种巨大的权威，可以界定瓦坦的物理和想象边界，从而决定内外的区别。相应地，这一权威允许政治话语霸权决定，谁可以处在瓦坦之内，并在一个他者化的过程中将瓦坦的其他象征驱逐出去。

“瓦坦”不再只是具体的地理概念，而是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符号，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话语和霸权。特别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这成为了动员民众的重要资源和口号。

有学者论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五个因素：（1）“中间位置”与被包围的精神状态；（2）过去的超越地位丧失引发的相关问题；（3）不稳定和后发民族主义；（4）军事-官僚精英与民族价值；（5）对统一的期待和伟大领袖的渴望。其中，过去的强大和当前的衰落之间的落差，促使了一种对伟大过去和势力的过于执着。

…土耳其的民族身份因为长期的军事失败及相应的权力丧失而打上了烙印。这一过程产生于较长的时间进程，且有一种集中的效应，培养了一种充满受伤的荣誉和自我怀疑的民族身份。一种怀旧的民族理想兴起，将荣耀过去的愿景当作一个未来目标。反过来，这一条件促使了特别有害的思想和行为趋势的兴起。当不断的战败使这一理想难以实现，对最野蛮的方法的诉求就变得无可避免。

如果说瓦坦体现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空间维度，荣耀过去和惨淡现实的对照则反映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时间维度。在一种历史的脉络中，地缘政治的特征被强化为一种潜意识；历史的对照则促使了这一潜意识的爆发。

这种矛盾特别体现在针对少数族裔的问题上，上述作者正是就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问题来反省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除此之外，同希腊民族主义的比较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这一特征。两者都处于现代性所造成的历史转折时期，其不同点则在于：“希腊民族主义发展为一种独立运动，试图脱离一艘即将沉沦的船；迟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则可以被解读为拯救船只的不幸努力之结果”。而且，双方都曾希望通过伟大的文明传统来唤醒民众，且都表现出排斥少数族裔的特征。土耳其和希腊的人口交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历史的维度看，正是由于希腊军队登陆伊兹密尔，才激起了土耳其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而在当代，塞浦路斯则成为了双方民族主义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影响体现于几大主要政党。共和人民党（CHP）是凯末尔民族主义的代表。在20世纪60-70年代，它等同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主要特征是世俗主义。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对公民身份的理解、世俗主义以及“国内和平、国外和平”（peace at home, peace abroad）的外交政策。民族行动党（MHP）是保守民族主义的代表；在20世纪70-80年代，它反对共产主义，并将土耳其-伊斯兰的综合主义内在化。民族行动党认同的是土耳其文化，而非种族。它将全球化进程、库尔德工人党和欧盟视为对土耳其的三大威胁。正义与发展党则被称为穆斯林民族主义（Muslim nationalism）的代表——这指一位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其主体和未来为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所塑造，并同共和国的政治框架相重叠，但却与凯末尔主义的国家计划相分离。穆斯林民族主义基于文化土耳其主义，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性；从而想象国家拥有奥斯曼帝国比较弹性的国界，而不是历史的共和国边界。

目前，土耳其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国家身份（state identity）的变化。“经过土耳其经济的重建以及作为其后果之一的伊斯兰运动的巩固，土耳其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在逐渐但确定地转化，土耳其-伊斯兰认同成为官方身份的新表达，并得到军队的支持甚至宣传”。作为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人物，埃尔多安将自己定义为“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的现代化身”；后者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领袖。正义与发展党被称为是一种历史“使命”（dava）的体现；“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正义与发展党代表了政治伊斯兰”。然而，如之前所说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指一种单一的思潮或政治，而是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因此，无论是正义与发展党还是其他的政党，一种男性主义主导的政治都注定了其民族主义的因素。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当前土耳其政治的最大公约数，只是不同派别的表达形式不同。

二、民族行动党：选举政治

民族行动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费乌兹·查克马科（Fevzi Çakmak）元帅为首的亲法西斯主义的共和农民民族党（CKMP）。这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二个政党。20世纪50年代，在奥斯曼·波吕克巴什（Osman Bolükbaşı）的领导下，该党发展为一个以农民和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党。该党坚持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意识形态，希望恢复凯末尔主义的立场。他们坚持在严格国家控制下的统一民族国家。

在1960年的政变中，上校阿尔帕斯兰·托尔克什（Alparslan Türke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成为国家统一委员会（NUC）主席的顾问。他一时被跟埃及的纳赛尔相比。然而，在两大将军的策动下，托尔克什和“十四人”激进份子被驱逐。1965年3月，他和部分激进成员加入了共和农民民族党；并在当年8月的大会中当选为主席。在1967年的大会中，托尔克什提出“九点亮光”（DID）作为该党的行动纲领，并要求党员称其为党魁（Başbağ）。这包括：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集体主义、实证主义、农村主义、自由和人格塑造、现代化和民粹主义、工业主义。其核心原则即“社群民族主义”（communitarian nationalism）。与此同时，理想主义之家（ülkü ocakları）作为该党的青年组织在大学生中兴起。由于其伊斯兰主义的因素，导致五位国家统一委员会的成员脱离该党。1969年，该党从共和农民民族党改名为民族行动党，正式标志着其转型的完成。

1969-1974年间，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政治的一个边缘力量，只收获了3%的选票。1975年，它参加了右翼的正义党（AP）与民族拯救党（MSP）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1977年，民族行动党的选票翻倍。但它整体上仍是一个针对单一问题的政党，其主要目的即反共产主义。1980年政变后，民族行动党同其他政党一样受到打击，这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怀疑。引用其中一位著名党员的话说：“我们在监狱，但我们的意识形态却在执政”。这也促使了其对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倾向。在1991年的选举中，它与伊斯兰主义的福利党（RP）联合，以期超越10%的门槛。它在议会中获得了19个席位，但遗憾托尔克什本人没有当选。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其选票增长到了8%；1995年，它在议会中的席位又增长了0.6个百分点。但这次，民族行动党由于选举的门槛没能进入议会。

民族行动党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被认为是理想主义（ülkücülük）。当然，这在民族行动党的运动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准确地说，理想主义意味着“服务国家的理想和热情”。服务国家被认为是该党最基本的目标和利益。它甚至认为，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没有分别。因此，民族行动党的激进份子反对一切国家敌人，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90年代的库尔德运动。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是民族行动党的另一个意识形态标签。这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它可以追溯到知识分子之家（Aydınlar Ocağı）的首任主席易卜拉欣·卡费兹奥卢（Ibrahim Kafesoğlu）；该组织是土耳其右派的思想基础。根据卡费兹奥卢的解释，伊斯兰教只是土耳其伟大历史的一部分，其最高理想是实现土耳其对世界的主导。根据其论调，是土耳其人拯救了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做出了必要的改革。因此，不是土耳其人适应伊斯兰教，而是伊斯兰教为土耳其的民族文化做出了调适。这被认为是只有土耳其人才拥有的独特的伊斯兰教。另外，卡费兹奥卢不只是结合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还添加了西方化的因素。这是其为什么可以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原因。民族行动党的另一个重要机会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在中亚突厥语国家的努力，形成所谓的泛突厥主义问题。

1997年，托尔克什去世。仅仅一月后，民族行动党召开大会。有八位候选人竞选主席，包括他的儿子图鲁·托尔克什（Tuğrul Türkeş）。最终，戴乌列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当选。托尔克什气急败坏，竟然带领武装分子冲进了大会。这给该党造成了很不好的公众形象。巴赫切利的当选，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该党将重心集中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乡村保守民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巴赫切利还通过党校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确立了核心成员的主导性。从1995年到1999年，民族行动党的选票翻倍。在其历史上，民族行动党首次作为第二大党加入了同民主左派党（DSP）和祖国党（ANAP）的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占有129个席位。巴赫切利表现出跟托尔克什不同的特征。他强调：“国家第一，政党次之，个人最后”；“主要的目的是为土耳其人，由土耳其人做主”。当理想主义之家跟政治伊斯兰过于激进时，它甚至宣布切断同其联系。到此时为止，民族行动党逐渐由一个极右政党转变为中间偏右的政党，被纳入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范畴。

2002年被认为是民族行动党的又一个转折点。正义与发展党的强势上台，改变了土耳其政党政治的结构。在2002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的选票再次没有跨过10%的门槛。2007年虽然拿到14%的选票，但面对正义与发展党的猛烈发展态势，它注定了只能处于反对党的地位。民族行动党的政治态度和批评正义与发展党密切联系起来。这特别体现在两个问题：一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二是库尔德人的问题。2000年，民族行动党参与的联合政府制定了一个短期和中期的改革方案，以推动土耳其的入盟问题。民族行动党的态度被认为是导致这一联合政府走向死结的关键。然而，它并不是完全反对加入欧盟。巴赫切利亲自说：“我们想加入这一联盟”；“但欧盟行政机构不了解土耳其的努力和贡献”。2002年的选举失利后，它则表现出对欧盟更激烈的态度，认为正义与发展党在损失国家主权。在另一个问题上，民族行动党的态度表现得更激烈。它基本是从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库尔德问题的，而不认为是民族身份和权利的问题。2009年，在正义与发展党推出“库尔德开放”或“民主开放”的问题后，它公开批判，认为这是为讨好美国等势力而做的妥协，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

在2011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再次拿到13%的选票，稳固了其作为第三大政党的地位。它也被认为是夹击在世俗凯末尔主义和保守伊斯兰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这为其赢得了一定的利益，但也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在2015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先是获得了16%的选举胜利；但由于在之后的联合政府会谈中表现不够积极，它被称为是纯粹的反对者（Nay-Sayer）。这导致其在11月的选举中只获得11%的选票。可以说，民族行动党曾是2015年选举的胜利者，但接着却变成了最大的失利者。或许因为此，在2018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选择同正义与发展党进行结盟，并保证了埃尔多安在第一轮成功当选为总统。民族行动党再次加入了土耳其的执政体系。

三、库尔德工人党：暴力政治

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内政方面最突出的案例。大部分的学者会较多关注库尔德工人党（PKK）所代表的暴力活动，而相对性地忽视了库尔德运动在常规政治中的努力。特别是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背景下，后者实际上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手段。现实的情况是，库尔德问题在暴力恐怖与民主政治之间摇摆，却无法确定一个主导性的方向。

根据瓦迪·贾维德赫（Wadie Jwaideh）的经典研究，库尔德问题是近代以来中东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手里夺回他们分裂的祖国，这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而且，“尽管有不可翻越的高山造成的分离、语言和教派区别所造成的分裂、狭隘的部落忠诚以及国际边界所形成的划分，他们仍旧渴望像其他幸运的民族一样——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哈坎·雅乌兹（M. Hakan Yavuz）将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为五个阶段：（1）1878-1924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集权化和欧洲的殖民化进程，地方的伊斯兰教网络被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纳克西班迪（Nakşibendi）和卡迪里（Kadiri）等苏菲教团成为了对抗集权化和形成民族认同的工具。（2）1925-1961年：在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领导下，共和国的新意识形态忽略了库尔德人作为“民族”的存在，并重构了一套回避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库尔德的传统身份被视为落后的、反动的。（3）1962-1983年：库尔德的民族身份在宽泛的左派运动中被世俗化。（4）1983-1998年：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的暴力活动成为突出特征。（5）1999年至今：随着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库尔德问题也被欧洲化，成为了土耳其民主进程的一部分。

当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多党制的实行为社会的不同意见提供了渠道。特别是1961年的新宪法保证了有限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一个重要的群体是库尔德有机知识分子（Kurdish organic intellectuals）的兴起，以及对所谓“东方问题”的讨论。在60年代早期，新一代的库尔德积极分子推出了诸多的库尔德政治和文化期刊，例如：《底格里斯-幼发拉底》（Dicle-Fırat, 1962-63）、《声音》（Deng,1963）、《真理之路》（Reya Rast）、《新日子》（RojaNewe, 1963）、《新潮》（Yeni Akış, 1966）。此外，库尔德的语法书（1965年）、库尔德-土耳其语字典（1967年）、库尔德语言（1968年）等，也相继出版。1968年，库尔德的民族经典Mem-u-zin以拉丁字母的库尔德语再版，并附以土耳其语的翻译。译者是麦赫迈特·伊敏·波扎尔斯兰（Mehmet Emin Bozarslan）。另外，他还写了《东方问题》（Doğu' nun Sorunları）一书，并翻译了许多库尔德的历史。自1967年8月始，以“抵抗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落后”为题的系列会议召开，简称“东方会议”（Eastern meetings）。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库尔德地区（东部和东南部）同土耳其其他地方（特别是西部）的经济不平等，且认为发展库尔德的语言和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本质需求。

在60年代，库尔德政治家们已经开始通过新土耳其党（YTP）和土耳其工人党（TİP）等组织来推进其目标。特别是后者，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有用的政治话语。然而，由于土耳其工人党在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上的分裂，到60年代后期，一些库尔德活动家开始从社会主义政党中分裂出来。革命东部文化之家（DDKO,后改为DDKD）的兴起是一个标志。1974年，土耳其库尔德社会党（TKSP）成立。这些活动因为1980年的军事政变而结束。新一波的浪潮始于90年代。1990年，第一个亲库尔德的合法政党人民劳动党（HEP）成立，它与中间偏左的民主人民党（SHP）有诸多合作。1993年，人民劳动党被关闭后，由民主党（DEP）继任。1994年，人民民主党（HADEP）成为了库尔德政党的新代表，一直持续到2003年被关闭。民主人民党（DEHAP）和民主社会党（DTP）成为了新的继承者。

从80年代后期起，厄贾兰（Abdullah Öcalan）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成为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厄贾兰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乌尔法（Urfa）省，家境贫寒。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东部革命文化之家，在安卡拉大学上学期间又因为散布非法材料而被逮捕。后来，他又接触库尔德民主党（T-KDP），是伊拉克的巴扎尼（Barzani）运动在土耳其的一个分支。厄贾兰逐步团结一些追随者，直到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1979年，厄贾兰进入叙利亚。后来，他自己定居在大马士革，其战斗部队则驻扎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由于遇到库尔德平民的反对，厄贾兰开始强行征兵，并对当地的村民进行武装袭击。在国际上，厄贾兰则控诉土耳其政府，借助苏联的武器支持，并在欧洲的库尔德移民中获取财力支持。两伊战争后，随着伊拉克北部成为库尔德人的自治区，厄贾兰也在那里获得了地盘。自1998年始，土耳其政府逼迫叙利亚驱逐厄贾兰。1999年，厄贾兰在内罗毕的机场被捕。他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从1978年到2002年，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行为导致35000多人死亡。2002年，欧盟最终将库尔德工人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1991年，厄扎尔（Turgut Özal）总统首次提出要解决库尔德问题。在1993年访问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时，总理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和副总理伊诺努（Erdal İnönü）宣布认可库尔德的现实。作为回应，厄贾兰宣布了第一次停火。1996-1997年，总理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也表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2005年，总理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同一些知识分子会面以及随后访问迪亚巴克尔时，公开提出库尔德问题，并希望通过民主、公民权和福利的方式来解决。2009年，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开启了关于“库尔德开放”（Kurdish opening）的讨论，后改为民主开放（Democratic Opening）；之后，又变为国家统一和友爱工程（the National Unity and Fraternity Project）。真正推动这一问题的是所谓奥斯陆进程（the Oslo Process），也即国家情报局（MİT）和厄贾兰之间的直接对话。2013年，两位议员阿赫麦特·图尔克（Ahmet Türk）和艾拉·阿卡特（Ayla Akat）会见了厄贾兰；这一被称为伊姆拉勒（İmralı）的会议开启了当前的和平进程。之后，厄贾兰发表了历史性的声明，希望结束战斗。

然而，2013年，就在厄贾兰宣布停火一个月后，爱国革命青年运动（YDG-H）成立，并迅速发展为一支青年武装力量，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城市掀起许多冲突。同时，土耳其军方也不相信和平进程；2014年，它们申请在东南部开展290场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为保护和平进程，政府则只批准了8次。围绕科巴尼（Kobani）的冲突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土耳其在过去20年来第一次向东南部的城市派遣军队，爱国青年运动则宣布部分城市自治。2015年2月，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运动达成“多玛巴赫切协议”（Dolmabahçe Consensus），以确定谈判的基本原则。然而，库尔德方面否认政府在和平进程中的积极努力，这导致政府否决了之后的相关计划。在6月的大选中，代表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HDP）第一次跨过了议会10%的门槛，成为第四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则没能获得组建单一政府的足够票数。7月，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土耳其政府再次向库尔德工人党开战。和平进程由此中断，库尔德问题重新返回到国家安全模式。

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行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民主政治通道。然而，事实要更为复杂，这同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的具体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专业的分析，1993年，当库尔德工人党在政治上处于上风时，他们拒绝放弃游击战争，从而错失了转变为组织性的政治运动的机会。同样，1999年，当厄贾兰被捕后，土耳其政府依旧采取朋友-敌人的二分法，没能恢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忽视了平等公民身份的承诺，这导致了库尔德地区的持续冲突和分裂当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一个新维度则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所代表的“保守民主制”（conservative democracy）和人民民主党所代表的“激进民主制”（radical democracy）之间的矛盾。后者要求更多的参与和透明性，并体现为多语言和多文化、多层面和多中心的特征。

结语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被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特别体现于从帝国到共和的现代转变过程。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有着更深刻的维度。内忧外患促成了民族团结，反过来导致了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的政策。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当代得到了重新诠释，并塑造了其国家认同。这因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以及冷战后全球化作为国际关系的话语背景。在内部来讲，库尔德民族主义面临选举民主和暴力恐怖的政治矛盾；就外部来说，土耳其对中亚、中东及高加索地区的兴趣，又可能发展为一种新的扩张主义。在土耳其共和国的两端，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时期得以还魂，这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本文选取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两种不同形态进行了个案研究。民族行动党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守护者，甚至被称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它兴起于军事政变，但逐步演化为土耳其选举政治的一支稳定力量。比较悖论的是，作为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守护者，民族行动党曾是政治伊斯兰的极力反对者，但却一再跟保守的伊斯兰势力结盟。这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政治的妥协和调适。从另一方面讲，库尔德势力现在基本被列为暴力政治的代表。它曾经跟土耳其的左派政治相结盟，并努力通过各种政党加入到选举中去。然而，即便是人民民主党跨过了议会10%的门槛，库尔德仍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分裂和恐怖主义相联系。因此，民族行动党和库尔德工人党构成了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两个典型案例。从表面上看，这体现了二者政治策略的不同；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这或许恰好反映了土耳其政治的底色。民族主义是政治区分的一个主要维度，也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中国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新疆和“东突”问题的关注。然而，从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只有对更宏大的历史脉络和社会结构有一个轮廓性的理解，方能更好地理解局部性的具体问题。反之，则会形成一叶障目的偏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土耳其横跨欧亚的战略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间，两国关系在朝良好的态势发展。这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上的亮相，也体现于两国外长关于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共识。然而，土耳其政治的近期频繁变化，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动党两股中间偏右势力的联合，再次提醒我们关于“双泛”问题的反思。

（原文载《土耳其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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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

关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属于一个敏感话题。这特别是涉及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双泛”问题。为此，这也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而彻底变为了一个政治议题。实际上，所谓的“双泛”并不是完全一体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个方面有着不同的渊源，在现实政治中也多有冲突。以色列著名学者雅各布·兰杜（Jacob M. Landau）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泛突厥主义更多与沙俄时期境内的鞑靼人追求民族权利的斗争有关，在后冷战时期则成为了针对中亚地缘政治的一个议题。泛伊斯兰主义则可以追溯到近代沙俄和奥斯曼帝国分别对东正教徒和穆斯林的保教权问题，这个概念本身则来自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自近代以来，这两个概念也多有交叉和混合之处，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议题。然而，作为一个学术话题，则有待进一步的区分和分析。

关注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视角，也即近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和社会转型。这跟中国也有一定的可比性。由于二者都曾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帝国，在近代都经历了西方列强的冲击，一度被列为“东亚病夫”和“西亚病夫”做比较。土耳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一度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学习的榜样。在这方面，昝涛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做了深入的探讨。该书以土耳其的现代化为核心线索，追溯了土耳其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近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凯末尔时期对民族主义的塑造、土耳其史观等问题。特别是对土耳其历史学会和土耳其语言学会等组织的分析，让我们对近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有了一个更具体的了解，从而超越了一般的政治话语问题。

在当前，中国学者关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个焦点则体现在库尔德问题上。相关的著作如：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相对应的，则是对中国境内“东突”问题的探讨。例如：李琪《“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研究》、马大正和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等。然而，由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问题，我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当前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深入探索。实际上，这不但是了解当下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关键因素，也是透视土耳其历史文化的重要维度。本文即希望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政党选举和政治暴力两个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土耳其民族主义：理论分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也指出，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而且，“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盖尔纳（Ernest Gellner）总结说，“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还可以体现为一种情绪或运动。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这都说明了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帝国到共和是土耳其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转折，也成为了解释当前相关问题的一个关键。土耳其的官方民族主义立场经常认为，土耳其的人民处于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地理环境中，他们必须做好生活在一种持续的危机状态的准备。维护土耳其统一的唯一途径即将“瓦坦”（Vatan,祖国）视为土耳其民族最宝贵的财产，并预备为她而牺牲。

作为土耳其民族和国家现实的一种永久的自然象征，瓦坦获得了超历史和本体论的地位。然而，这远不是中立和真实的，瓦坦是一种历史建构的空间框架；为了控制国家权力结构以及掌控和代表瓦坦的霸权，不同的政治势力争斗不休。政治话语霸权有一种巨大的权威，可以界定瓦坦的物理和想象边界，从而决定内外的区别。相应地，这一权威允许政治话语霸权决定，谁可以处在瓦坦之内，并在一个他者化的过程中将瓦坦的其他象征驱逐出去。

“瓦坦”不再只是具体的地理概念，而是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符号，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话语和霸权。特别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这成为了动员民众的重要资源和口号。

有学者论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五个因素：（1）“中间位置”与被包围的精神状态；（2）过去的超越地位丧失引发的相关问题；（3）不稳定和后发民族主义；（4）军事-官僚精英与民族价值；（5）对统一的期待和伟大领袖的渴望。其中，过去的强大和当前的衰落之间的落差，促使了一种对伟大过去和势力的过于执着。

…土耳其的民族身份因为长期的军事失败及相应的权力丧失而打上了烙印。这一过程产生于较长的时间进程，且有一种集中的效应，培养了一种充满受伤的荣誉和自我怀疑的民族身份。一种怀旧的民族理想兴起，将荣耀过去的愿景当作一个未来目标。反过来，这一条件促使了特别有害的思想和行为趋势的兴起。当不断的战败使这一理想难以实现，对最野蛮的方法的诉求就变得无可避免。

如果说瓦坦体现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空间维度，荣耀过去和惨淡现实的对照则反映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时间维度。在一种历史的脉络中，地缘政治的特征被强化为一种潜意识；历史的对照则促使了这一潜意识的爆发。

这种矛盾特别体现在针对少数族裔的问题上，上述作者正是就亚美尼亚大屠杀的问题来反省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除此之外，同希腊民族主义的比较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这一特征。两者都处于现代性所造成的历史转折时期，其不同点则在于：“希腊民族主义发展为一种独立运动，试图脱离一艘即将沉沦的船；迟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则可以被解读为拯救船只的不幸努力之结果”。而且，双方都曾希望通过伟大的文明传统来唤醒民众，且都表现出排斥少数族裔的特征。土耳其和希腊的人口交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历史的维度看，正是由于希腊军队登陆伊兹密尔，才激起了土耳其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而在当代，塞浦路斯则成为了双方民族主义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影响体现于几大主要政党。共和人民党（CHP）是凯末尔民族主义的代表。在20世纪60-70年代，它等同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主要特征是世俗主义。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对公民身份的理解、世俗主义以及“国内和平、国外和平”（peace at home, peace abroad）的外交政策。民族行动党（MHP）是保守民族主义的代表；在20世纪70-80年代，它反对共产主义，并将土耳其-伊斯兰的综合主义内在化。民族行动党认同的是土耳其文化，而非种族。它将全球化进程、库尔德工人党和欧盟视为对土耳其的三大威胁。正义与发展党则被称为穆斯林民族主义（Muslim nationalism）的代表——这指一位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其主体和未来为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所塑造，并同共和国的政治框架相重叠，但却与凯末尔主义的国家计划相分离。穆斯林民族主义基于文化土耳其主义，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性；从而想象国家拥有奥斯曼帝国比较弹性的国界，而不是历史的共和国边界。

目前，土耳其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国家身份（state identity）的变化。“经过土耳其经济的重建以及作为其后果之一的伊斯兰运动的巩固，土耳其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在逐渐但确定地转化，土耳其-伊斯兰认同成为官方身份的新表达，并得到军队的支持甚至宣传”。作为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人物，埃尔多安将自己定义为“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的现代化身”；后者是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领袖。正义与发展党被称为是一种历史“使命”（dava）的体现；“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正义与发展党代表了政治伊斯兰”。然而，如之前所说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指一种单一的思潮或政治，而是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因此，无论是正义与发展党还是其他的政党，一种男性主义主导的政治都注定了其民族主义的因素。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当前土耳其政治的最大公约数，只是不同派别的表达形式不同。

二、民族行动党：选举政治

民族行动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费乌兹·查克马科（Fevzi Çakmak）元帅为首的亲法西斯主义的共和农民民族党（CKMP）。这是土耳其历史上的第二个政党。20世纪50年代，在奥斯曼·波吕克巴什（Osman Bolükbaşı）的领导下，该党发展为一个以农民和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党。该党坚持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意识形态，希望恢复凯末尔主义的立场。他们坚持在严格国家控制下的统一民族国家。

在1960年的政变中，上校阿尔帕斯兰·托尔克什（Alparslan Türke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成为国家统一委员会（NUC）主席的顾问。他一时被跟埃及的纳赛尔相比。然而，在两大将军的策动下，托尔克什和“十四人”激进份子被驱逐。1965年3月，他和部分激进成员加入了共和农民民族党；并在当年8月的大会中当选为主席。在1967年的大会中，托尔克什提出“九点亮光”（DID）作为该党的行动纲领，并要求党员称其为党魁（Başbağ）。这包括：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集体主义、实证主义、农村主义、自由和人格塑造、现代化和民粹主义、工业主义。其核心原则即“社群民族主义”（communitarian nationalism）。与此同时，理想主义之家（ülkü ocakları）作为该党的青年组织在大学生中兴起。由于其伊斯兰主义的因素，导致五位国家统一委员会的成员脱离该党。1969年，该党从共和农民民族党改名为民族行动党，正式标志着其转型的完成。

1969-1974年间，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政治的一个边缘力量，只收获了3%的选票。1975年，它参加了右翼的正义党（AP）与民族拯救党（MSP）组成的民族阵线政府。1977年，民族行动党的选票翻倍。但它整体上仍是一个针对单一问题的政党，其主要目的即反共产主义。1980年政变后，民族行动党同其他政党一样受到打击，这导致他们对政府的怀疑。引用其中一位著名党员的话说：“我们在监狱，但我们的意识形态却在执政”。这也促使了其对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倾向。在1991年的选举中，它与伊斯兰主义的福利党（RP）联合，以期超越10%的门槛。它在议会中获得了19个席位，但遗憾托尔克什本人没有当选。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其选票增长到了8%；1995年，它在议会中的席位又增长了0.6个百分点。但这次，民族行动党由于选举的门槛没能进入议会。

民族行动党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被认为是理想主义（ülkücülük）。当然，这在民族行动党的运动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准确地说，理想主义意味着“服务国家的理想和热情”。服务国家被认为是该党最基本的目标和利益。它甚至认为，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没有分别。因此，民族行动党的激进份子反对一切国家敌人，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90年代的库尔德运动。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是民族行动党的另一个意识形态标签。这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它可以追溯到知识分子之家（Aydınlar Ocağı）的首任主席易卜拉欣·卡费兹奥卢（Ibrahim Kafesoğlu）；该组织是土耳其右派的思想基础。根据卡费兹奥卢的解释，伊斯兰教只是土耳其伟大历史的一部分，其最高理想是实现土耳其对世界的主导。根据其论调，是土耳其人拯救了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做出了必要的改革。因此，不是土耳其人适应伊斯兰教，而是伊斯兰教为土耳其的民族文化做出了调适。这被认为是只有土耳其人才拥有的独特的伊斯兰教。另外，卡费兹奥卢不只是结合了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还添加了西方化的因素。这是其为什么可以吸引年轻人的重要原因。民族行动党的另一个重要机会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在中亚突厥语国家的努力，形成所谓的泛突厥主义问题。

1997年，托尔克什去世。仅仅一月后，民族行动党召开大会。有八位候选人竞选主席，包括他的儿子图鲁·托尔克什（Tuğrul Türkeş）。最终，戴乌列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当选。托尔克什气急败坏，竟然带领武装分子冲进了大会。这给该党造成了很不好的公众形象。巴赫切利的当选，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该党将重心集中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乡村保守民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巴赫切利还通过党校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确立了核心成员的主导性。从1995年到1999年，民族行动党的选票翻倍。在其历史上，民族行动党首次作为第二大党加入了同民主左派党（DSP）和祖国党（ANAP）的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占有129个席位。巴赫切利表现出跟托尔克什不同的特征。他强调：“国家第一，政党次之，个人最后”；“主要的目的是为土耳其人，由土耳其人做主”。当理想主义之家跟政治伊斯兰过于激进时，它甚至宣布切断同其联系。到此时为止，民族行动党逐渐由一个极右政党转变为中间偏右的政党，被纳入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范畴。

2002年被认为是民族行动党的又一个转折点。正义与发展党的强势上台，改变了土耳其政党政治的结构。在2002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的选票再次没有跨过10%的门槛。2007年虽然拿到14%的选票，但面对正义与发展党的猛烈发展态势，它注定了只能处于反对党的地位。民族行动党的政治态度和批评正义与发展党密切联系起来。这特别体现在两个问题：一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二是库尔德人的问题。2000年，民族行动党参与的联合政府制定了一个短期和中期的改革方案，以推动土耳其的入盟问题。民族行动党的态度被认为是导致这一联合政府走向死结的关键。然而，它并不是完全反对加入欧盟。巴赫切利亲自说：“我们想加入这一联盟”；“但欧盟行政机构不了解土耳其的努力和贡献”。2002年的选举失利后，它则表现出对欧盟更激烈的态度，认为正义与发展党在损失国家主权。在另一个问题上，民族行动党的态度表现得更激烈。它基本是从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库尔德问题的，而不认为是民族身份和权利的问题。2009年，在正义与发展党推出“库尔德开放”或“民主开放”的问题后，它公开批判，认为这是为讨好美国等势力而做的妥协，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

在2011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再次拿到13%的选票，稳固了其作为第三大政党的地位。它也被认为是夹击在世俗凯末尔主义和保守伊斯兰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这为其赢得了一定的利益，但也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在2015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先是获得了16%的选举胜利；但由于在之后的联合政府会谈中表现不够积极，它被称为是纯粹的反对者（Nay-Sayer）。这导致其在11月的选举中只获得11%的选票。可以说，民族行动党曾是2015年选举的胜利者，但接着却变成了最大的失利者。或许因为此，在2018年的选举中，民族行动党选择同正义与发展党进行结盟，并保证了埃尔多安在第一轮成功当选为总统。民族行动党再次加入了土耳其的执政体系。

三、库尔德工人党：暴力政治

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内政方面最突出的案例。大部分的学者会较多关注库尔德工人党（PKK）所代表的暴力活动，而相对性地忽视了库尔德运动在常规政治中的努力。特别是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背景下，后者实际上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手段。现实的情况是，库尔德问题在暴力恐怖与民主政治之间摇摆，却无法确定一个主导性的方向。

根据瓦迪·贾维德赫（Wadie Jwaideh）的经典研究，库尔德问题是近代以来中东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手里夺回他们分裂的祖国，这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任务”。而且，“尽管有不可翻越的高山造成的分离、语言和教派区别所造成的分裂、狭隘的部落忠诚以及国际边界所形成的划分，他们仍旧渴望像其他幸运的民族一样——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哈坎·雅乌兹（M. Hakan Yavuz）将土耳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为五个阶段：（1）1878-1924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集权化和欧洲的殖民化进程，地方的伊斯兰教网络被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纳克西班迪（Nakşibendi）和卡迪里（Kadiri）等苏菲教团成为了对抗集权化和形成民族认同的工具。（2）1925-1961年：在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领导下，共和国的新意识形态忽略了库尔德人作为“民族”的存在，并重构了一套回避库尔德问题的政治话语。库尔德的传统身份被视为落后的、反动的。（3）1962-1983年：库尔德的民族身份在宽泛的左派运动中被世俗化。（4）1983-1998年：库尔德工人党（PKK）领导的暴力活动成为突出特征。（5）1999年至今：随着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进程，库尔德问题也被欧洲化，成为了土耳其民主进程的一部分。

当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多党制的实行为社会的不同意见提供了渠道。特别是1961年的新宪法保证了有限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一个重要的群体是库尔德有机知识分子（Kurdish organic intellectuals）的兴起，以及对所谓“东方问题”的讨论。在60年代早期，新一代的库尔德积极分子推出了诸多的库尔德政治和文化期刊，例如：《底格里斯-幼发拉底》（Dicle-Fırat, 1962-63）、《声音》（Deng,1963）、《真理之路》（Reya Rast）、《新日子》（RojaNewe, 1963）、《新潮》（Yeni Akış, 1966）。此外，库尔德的语法书（1965年）、库尔德-土耳其语字典（1967年）、库尔德语言（1968年）等，也相继出版。1968年，库尔德的民族经典Mem-u-zin以拉丁字母的库尔德语再版，并附以土耳其语的翻译。译者是麦赫迈特·伊敏·波扎尔斯兰（Mehmet Emin Bozarslan）。另外，他还写了《东方问题》（Doğu' nun Sorunları）一书，并翻译了许多库尔德的历史。自1967年8月始，以“抵抗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的落后”为题的系列会议召开，简称“东方会议”（Eastern meetings）。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库尔德地区（东部和东南部）同土耳其其他地方（特别是西部）的经济不平等，且认为发展库尔德的语言和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本质需求。

在60年代，库尔德政治家们已经开始通过新土耳其党（YTP）和土耳其工人党（TİP）等组织来推进其目标。特别是后者，为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有用的政治话语。然而，由于土耳其工人党在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上的分裂，到60年代后期，一些库尔德活动家开始从社会主义政党中分裂出来。革命东部文化之家（DDKO,后改为DDKD）的兴起是一个标志。1974年，土耳其库尔德社会党（TKSP）成立。这些活动因为1980年的军事政变而结束。新一波的浪潮始于90年代。1990年，第一个亲库尔德的合法政党人民劳动党（HEP）成立，它与中间偏左的民主人民党（SHP）有诸多合作。1993年，人民劳动党被关闭后，由民主党（DEP）继任。1994年，人民民主党（HADEP）成为了库尔德政党的新代表，一直持续到2003年被关闭。民主人民党（DEHAP）和民主社会党（DTP）成为了新的继承者。

从80年代后期起，厄贾兰（Abdullah Öcalan）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成为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厄贾兰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乌尔法（Urfa）省，家境贫寒。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东部革命文化之家，在安卡拉大学上学期间又因为散布非法材料而被逮捕。后来，他又接触库尔德民主党（T-KDP），是伊拉克的巴扎尼（Barzani）运动在土耳其的一个分支。厄贾兰逐步团结一些追随者，直到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1979年，厄贾兰进入叙利亚。后来，他自己定居在大马士革，其战斗部队则驻扎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由于遇到库尔德平民的反对，厄贾兰开始强行征兵，并对当地的村民进行武装袭击。在国际上，厄贾兰则控诉土耳其政府，借助苏联的武器支持，并在欧洲的库尔德移民中获取财力支持。两伊战争后，随着伊拉克北部成为库尔德人的自治区，厄贾兰也在那里获得了地盘。自1998年始，土耳其政府逼迫叙利亚驱逐厄贾兰。1999年，厄贾兰在内罗毕的机场被捕。他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从1978年到2002年，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行为导致35000多人死亡。2002年，欧盟最终将库尔德工人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1991年，厄扎尔（Turgut Özal）总统首次提出要解决库尔德问题。在1993年访问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时，总理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和副总理伊诺努（Erdal İnönü）宣布认可库尔德的现实。作为回应，厄贾兰宣布了第一次停火。1996-1997年，总理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也表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愿望。2005年，总理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同一些知识分子会面以及随后访问迪亚巴克尔时，公开提出库尔德问题，并希望通过民主、公民权和福利的方式来解决。2009年，正义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开启了关于“库尔德开放”（Kurdish opening）的讨论，后改为民主开放（Democratic Opening）；之后，又变为国家统一和友爱工程（the National Unity and Fraternity Project）。真正推动这一问题的是所谓奥斯陆进程（the Oslo Process），也即国家情报局（MİT）和厄贾兰之间的直接对话。2013年，两位议员阿赫麦特·图尔克（Ahmet Türk）和艾拉·阿卡特（Ayla Akat）会见了厄贾兰；这一被称为伊姆拉勒（İmralı）的会议开启了当前的和平进程。之后，厄贾兰发表了历史性的声明，希望结束战斗。

然而，2013年，就在厄贾兰宣布停火一个月后，爱国革命青年运动（YDG-H）成立，并迅速发展为一支青年武装力量，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城市掀起许多冲突。同时，土耳其军方也不相信和平进程；2014年，它们申请在东南部开展290场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为保护和平进程，政府则只批准了8次。围绕科巴尼（Kobani）的冲突是一个转折点。随着土耳其在过去20年来第一次向东南部的城市派遣军队，爱国青年运动则宣布部分城市自治。2015年2月，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运动达成“多玛巴赫切协议”（Dolmabahçe Consensus），以确定谈判的基本原则。然而，库尔德方面否认政府在和平进程中的积极努力，这导致政府否决了之后的相关计划。在6月的大选中，代表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HDP）第一次跨过了议会10%的门槛，成为第四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则没能获得组建单一政府的足够票数。7月，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土耳其政府再次向库尔德工人党开战。和平进程由此中断，库尔德问题重新返回到国家安全模式。

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行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民主政治通道。然而，事实要更为复杂，这同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的具体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专业的分析，1993年，当库尔德工人党在政治上处于上风时，他们拒绝放弃游击战争，从而错失了转变为组织性的政治运动的机会。同样，1999年，当厄贾兰被捕后，土耳其政府依旧采取朋友-敌人的二分法，没能恢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忽视了平等公民身份的承诺，这导致了库尔德地区的持续冲突和分裂当前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一个新维度则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所代表的“保守民主制”（conservative democracy）和人民民主党所代表的“激进民主制”（radical democracy）之间的矛盾。后者要求更多的参与和透明性，并体现为多语言和多文化、多层面和多中心的特征。

结语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被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特别体现于从帝国到共和的现代转变过程。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形成有着更深刻的维度。内忧外患促成了民族团结，反过来导致了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的政策。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当代得到了重新诠释，并塑造了其国家认同。这因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以及冷战后全球化作为国际关系的话语背景。在内部来讲，库尔德民族主义面临选举民主和暴力恐怖的政治矛盾；就外部来说，土耳其对中亚、中东及高加索地区的兴趣，又可能发展为一种新的扩张主义。在土耳其共和国的两端，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在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时期得以还魂，这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本文选取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两种不同形态进行了个案研究。民族行动党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守护者，甚至被称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它兴起于军事政变，但逐步演化为土耳其选举政治的一支稳定力量。比较悖论的是，作为凯末尔民族主义的守护者，民族行动党曾是政治伊斯兰的极力反对者，但却一再跟保守的伊斯兰势力结盟。这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政治的妥协和调适。从另一方面讲，库尔德势力现在基本被列为暴力政治的代表。它曾经跟土耳其的左派政治相结盟，并努力通过各种政党加入到选举中去。然而，即便是人民民主党跨过了议会10%的门槛，库尔德仍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分裂和恐怖主义相联系。因此，民族行动党和库尔德工人党构成了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两个典型案例。从表面上看，这体现了二者政治策略的不同；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这或许恰好反映了土耳其政治的底色。民族主义是政治区分的一个主要维度，也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中国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新疆和“东突”问题的关注。然而，从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只有对更宏大的历史脉络和社会结构有一个轮廓性的理解，方能更好地理解局部性的具体问题。反之，则会形成一叶障目的偏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土耳其横跨欧亚的战略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间，两国关系在朝良好的态势发展。这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上的亮相，也体现于两国外长关于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共识。然而，土耳其政治的近期频繁变化，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行动党两股中间偏右势力的联合，再次提醒我们关于“双泛”问题的反思。

（原文载《土耳其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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