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认知

江时学

内容提要：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出了大量关于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为什么要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等问题的科研成果，对这一学科的认知在不断深化。但这一认知中的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有必要认真考虑以下几个与这一学科的学科建设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区域国别研究要去神秘化，因为它的难度并不高于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综合性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主攻方向不是本科生，而是青年教师、博士后以及博士生；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要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为有力的学术支撑；学术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必以“××学”取代“××研究”，因为“××学”与“××研究”的差异性微乎其微，难以界定；有必要尽快编著更多的体现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教材，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关 键 词：国际问题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学 交叉学科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尤其是教育部在2012年设立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后，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一种“显学”。近几年，除了深入研究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外，许多学者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什么是区域国别研究、为什么要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等问题的论文。毫无疑问，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认知的加深，有助于提升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有助于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有助于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

一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由来及其重要地位

区域国别研究被视作“舶来品”。任晓认为，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快速扩展，全球范围内各个原本孤立存在的区域日益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今日称之为“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各区域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使推进对外部区域的认知成为人们基本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钱乘旦将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追溯到18世纪。他认为，当时西方的殖民扩张已遍及世界，出于统治殖民地的需要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西方学者开始了解和研究殖民地的文化、社会等，从而产生出“东方学”“埃及学”这一类新的学术领域，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韩东育也认为，作为学科，区域国别学发轫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之后传到东亚。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例如，刘鸿武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认为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大致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研究”著作。该书所体现出的认识世界的理性觉悟与思想智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学术对于区域、地域、文明等“时空概念”的独特理解。李安山认为，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有着厚重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正史均记载了边塞及中外交往的信息和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当今国人对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早期所收集的资料上的。这些历史资料包括《史记》《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唐世平等认为，作为最早发明文字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国是最早拥有“地区研究”雏形的文明和国度之一。在《山海经》的“海内经”篇中就已经可以见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这样的语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更是有了对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的相对详细的记载。张元也认为，中国在先秦时就有《山海经》，历朝历代也一直有记录周边史地的传统，如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朝贡珍的《西洋番国志》等。早期的异域知识大都是经验性的，对域外知识的记录也多是游记式的异域体验，如唐朝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是对今南亚和中亚一带的翔实记录，在北非有记录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国家见闻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在西亚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在欧洲则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任晓将19世纪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端视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融入全球体系的历史进程的产物。他认为，自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应对空前严峻的外部挑战，有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积极探索外部世界的先贤包括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军事技术等，并主持翻译西方文献资料，先后编纂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著作，建立起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初步认识。

黄达远等认为，目前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这一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早在1956年，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就在厦门大学成立了南洋研究所。这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设立的致力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机构。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出访前，他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如何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会议。会后，中央外事小组起草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批示“这个报告很好”。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均设立了国际政治系，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国别研究。

近几年，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似乎成为一门“显学”。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如雨后春笋，探讨区域国别研究的会议、讲座和论文层出不穷。为什么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几乎所有学者都将其必要性归功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例如，钱乘旦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的需要，只有大国才有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强烈要求。中国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国际格局变化很快，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快速演变。在此背景下，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应对世界变局、保障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方针。新形势和新目标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精准制定国际战略，有力推进对外工作。这些都要求中国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做深刻、全面的研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是时代需要。陈岳认为，区域国别学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更确切地说是冷战和美苏争霸所催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二战后，美国确立了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辐射到了全世界，加强对世界各地区和国别的研究就成为制定美国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的迫切需求。谢韬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飞速增长，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逐渐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方面，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外部世界的知识需求急剧增加，尤其需要针对各国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全球大国的标志之一就是有为其外交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当前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可谓迎来了黄金期。赵可金认为，重视国别区域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标配，也是走上世界舞台的“必修课”。王向远同样认为，一个国家往往在国力虚弱的时候更强调“国学”，而当国家实力增强的时候，才有余心、余力关注周边，关注外国，面向世界，才可能热心提倡区域研究与区域建构。郭树勇将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归结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丰富对相关国家的细节认知和全面认识，科学研判合作发展的形势和条件；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民心相通战略；有利于掌握国际交往枢纽的发展动向，为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力量。李安山以非洲为例，指出了区域国别研究为增进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学习借鉴别国文明成果和发展经验以及促进中外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作出的贡献。例如，中国可以从毛里求斯等国学习社会福利进步等方面的措施。此外，一些非洲国家的价值观也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如非盟提倡的“乌班图”精神。乌班图精神有两层意思:“人道待人”（对别人仁慈）和“天下共享，连接众人”（共同体）。这两层意思互相关联、互为表里。

在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时，能否借鉴国外的做法？罗林等认为，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是将美国的区域研究拿来“炒冷饭”，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西方国家的区域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也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第一，在学科创建模式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在中央领导部署下，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学科整体建设，相比美国区域研究依靠学术界自发组织学科创建活动，具有更强大的动员力和更广泛的参与度；第二，在学科交叉协作方面，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共融性较强，对于在具体国别或区域上建立综合性学科存在一定的共识，有助于推动学科发展，而美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更为精细化，强调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硬学科”发展趋势，不利于区域研究学科发展；第三，在学科创建路径上，国别和区域研究采取“由下至上，协同整合”的路径，由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共同参与，而美国的区域研究的创建路径采取“由上而下”的顶层规划路径；第四，在资金支持方面，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得到了中央财政的专项支持，能够保障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而美国区域研究创建时期依靠政府项目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随着政府项目结束和私人基金会的撤出，区域研究面临着研究资金短缺的发展困境。但牛可认为，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在总体上呈现更加丰富、复杂的格局，正在脱离“冷战社会科学”的样式。而且，这种情况与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知识社会学、美国政治等方面研究深入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相互呼应、同行并进。正在构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中国学术界，当然应该对这样的研究予以特别的期待和关注。

二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

顾名思义，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上各个地区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有关栏目，世界由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组成。除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洲以及近200个国家以外，还有一些次区域以及近20个未独立的地区。

一些学者在学理上对“区域”和“国家”的概念进行了解读。例如，陈恒问道：我们大约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但知道有多少个地区吗?区域包括南极、北极吗?包括海洋吗?包括太空吗?网络空间属于区域吗?如果属于的话，我们真要重新审视已有的时空观念了。他认为，所谓区域，就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或历史传统等诸方面具有相同、相近或相似的某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毗邻的部分组成的广域空间。显然，区域与国家有时重叠，但大多数情况下又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区域之间还有交叉。这使得传统的区域研究中有几个单位显得非常复杂，诸如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其内涵、外延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快速发展的当代世界中，我们不能视“区域”为一个固定的、静态的实体。它是一团重叠的、边界模糊的、有时是交错甚至冲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受到宗教信仰、政治活动、工业活动、农业活动、商业活动、人口流动以及志愿者组织等因素的影响。

牛可认为，在认识论偏好、方法取径和学科文化上，以区域“实体”为对象的区域研究与当时主导社会科学的“硬实证主义”构成背离、对峙，因为区域研究内在地偏向“具体形象的”而不是“通则性的”知识形态。用涉及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一些语汇说，在相对的意义上，区域研究的智识偏好和特性是特殊性取向而不是普遍性取向的，是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的，是经验性的而不是理论的，是质化的而不是量化的，是描述的、叙述的和阐释的而不是归约论的和解释性的图式和“模型”。进而言之，区域研究更注重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和“情境具体性”，更容易导向历史的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它偏好和讲究以当地语言和“总体文化知识”达成“实体知识的广博性”，在历史和文化阐释和比较的基础上达成“跨文化理解”。

张蕴岭将“区域研究”提高到“国际区域”的层面。他认为，国际区域是多个国家共处的地区，地缘链接是国际区域的基础。国际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具有显性的关系和直接的利益。对于国家而言，所在国际区域的关系和利益通常被置于对外关系和涉外利益的首要地位。对于世界来说，区域是国家群组的重要载体，承担着重要的发展与治理职能。我们通常把区域国别研究放在一起，尽管区域和国别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特征，即研究区域离不开对国别的研究，研究国别也不能忽视所在的区域，但国际区域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张云对“国家”概念的解读似乎较为深奥难懂。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国家并不是“沃尔兹效应”下的简约单位，而是一个需要被“深描”的实践的共同体。区域国别研究是从区域研究延展而来，可以通过传统区域研究的学科化功能来还原“国家”的特殊性，区域、国别相互组合的研究反映的正是国家“在地化”的复杂性，是在实践中对国家单元的充实和复原。从简约国家到区域国别，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单元层次从理论演绎到社会实践的回落，单元层次的本体价值介乎理论与实践之间，需要一种“卡赞斯坦式”的平衡，其中，理性国家、简约国家的假设是需要在单元层次重点拆解的。

还有人试图分析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例如，王向远认为，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深入解释为什么采取“区域国别”这样的组合，也没有说明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认为，从逻辑上说，国别是区域的组成部分，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区域在先，国别在后。因而我们宁愿将所谓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解为“区域中的国别研究”，以符合学科本义。这样一来，“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国别研究就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国别研究，而是区域中的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这一学科的涵盖面应该是非常宽广的。钱乘旦认为，有人将区域国别研究理解为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这是误解，也是不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围更大，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多面的，非常复杂，所以任何学科都无法单独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它的范畴。只有许多学科合作互动、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情况摸深、摸透。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交叉性，它应该是一个交叉学科。罗林等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人文、法律等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侧重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专门研究，具有多学科、跨领域的基本特点。郭树勇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联系密切，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它具有全面性、深入性、及时性和战略性等特征。赵可金引述了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SRC）和艺术与人文学科研究理事会（AHRC）关于国别区域研究的三部分内容界定：一是以国别为对象的区域研究（比如日本研究），二是以全球化为主题的区域研究（比如不同区域间的跨学科和比较研究），三是以重要问题为导向的区域研究（比如恐怖主义、民主等）。

确实，区域国别研究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研究。正如张元指出的那样，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对区域国别进行精细作业的分类研究领域，是“国际性”和“关系性”的学科内涵在单元层次（区域、国家）的学术呈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某一区域的特定国家或国家组群的关系性经验、国际性知识与社会化实践，其中包含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参与其中的主客体间的互动与实践。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既是国际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区域国别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理论上，面对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的衰退，作为单元层次，区域国别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从大理论转向中观和微观理论，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增长点；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存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相互贯通的问题，也就是理论如何发挥其解释和服务现实的能力，区域国别在实践中卷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单位和层次，能够平衡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需求。

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谢韬认为，《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开篇指出：“高等学校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通知印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则明确指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要以资政服务为首要宗旨……造就大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由此可见，政策咨询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其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最重要原因。

郑春荣认为，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常年从事的都是基础研究，但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天然具有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属性。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常常割裂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认为后者是智库研究人员的工作内容，而非高校一般研究人员的职责，这在本质上与咨政成果大多未纳入职称评审和业绩评估体系有关。如果割裂看待区域与国别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则会使两者成为“两张皮”，无法发挥它们之间的融合联动作用。他甚至认为，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人员在服务国家决策需求上尚缺乏自觉意识，选题的敏感度也有不足，为此，需要与实务部门加强沟通，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需求。事实上，长期的“冷门”研究与短期的“热点”研究并非相互无涉，相反，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素材和方法上的支撑，而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现实关切。

但李安山认为，“目前，对中国的地区研究的要求似乎强调对国家战略的咨政方面，本人不赞成这一观点。诚然，在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长期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信息，对当地局势做出判断并为国家决策提出咨询意见，确实是地区研究基地的重要任务。然而，中国的地区研究之目的和使命应该更为丰富。”他还指出，地区研究与政府机构联系紧密，对国家战略起到某种咨政作用，这正是美国推进地区研究的重要目的。

唐世平等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学者能够仅仅凭自己的学术贡献就可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和作为一个学者的尊严，而不是非要有政府的认可才行。他们甚至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话：经济学家是为同行们的掌声而工作，政府的认可则是意外的惊喜。牛可也认为，大学里的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智库功能，不能仅以实际效用加以界定。不能说政府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你就提供什么样的知识。

相比之下，严安林的看法比较务实。他认为，基础研究最终也是需要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但不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类似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如果没有基础研究，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是难以做好的，因此需要重视基础研究，不可偏废基础研究。但如果只有基础研究，只做基础研究，不转化为决策咨询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完美的。当然，其中需要解决专家学者的基础研究如何服务决策咨政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需要推动学术研究与咨政研究的有机融合。

三 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含义

许多人在分析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之道时，提出了将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的必要性。例如，胡春春认为，由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没有进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确定的学科目录，因此其发展空间严重受限，如无法以“国别和区域研究”为名招生，培养学生只能挂靠目录内学科，学生毕业后没有对口专业，后备人才的专业上升空间（如晋升职称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录内学科的“脸色”，以致国别和区域研究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他说，只有把“国别和区域学”在学科目录中单独设立为一级或二级学科，才能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体制内顺利推动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实体化建设，从而根本解决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培养问题。李志东也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面临的制约因素之一是其学科地位未得到普遍认同。

其实，早在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将“国别与区域研究”列入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的五个“研究对象”，并对其作出以下界定：“国别和区域研究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

王缉思认为，从学术角度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等，均构成这一领域的学科基础。归纳起来，这个学科基础也许可以分为四个维度：空间维度，包括地理、环境、领土、网络等按照地域和空间划分的维度；历史维度，即基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历史经验的维度；文化维度，包含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社会维度，包含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

王缉思在2018年的预测显然言之过早。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门类代码为“14”）。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及其管理办法，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由此可见，区域国别研究有望升格为“区域国别学”。毫无疑问，这一升格既能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地位，也能为研究人员提供更大的用武之地；既能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也能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拓展研究领域。

关于这一升格的必要性，陈恒认为，“区域国别学”的出现意味着时代需要中国学术界尽快构建我们自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以超越那些充满民族主义的学术构建，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描述世界。设置本学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大量复合型高端应用人才，而不仅仅是进行学术研究。刘鸿武也认为，学科的设置与边界应该服务于人的认识活动需要，而不是束缚人的认识活动或支配人的认识活动。钱乘旦也认为，在学科目录中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来设立是最重要的一步。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学科制，在这个体系下，只有用学科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把人才培养纳入学科体系里面去，否则，说要进行研究，需要这方面的人，怎么呼吁都没用，因为没有培养这种人才的手段。在目前的学科体制下，只有通过学科目录体系才能培养人才。所以就需要建设一个一级学科来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但是，如何使这一升华名至实归，如何使“区域国别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一级学科，还需要更多学者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正如周方银所说的那样，“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它对区域国别研究会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换句话说，学科建设后与学科建设前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区别显然不应该只在于是否可以授予区域国别学的硕士、博士学位，更在于推动区域国别研究面貌的变化，特别是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他还指出，“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对繁荣相比，中国区域国别的学科建设显著滞后。这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特点有很大关系：例如，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根据研究领域来划分的学科不同，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地域范围的实体，包括国际区域、次区域以及国家；又如，许多区域国别研究人员的学科归属感不强，因为不少人认为自己主要是基于求职考虑或所在单位的工作安排，才转而从事关于某个特定区域、国别的研究”。

此外，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与国际上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何异同之处也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汪晖认为，“今天在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与从英美发端，而后蔓延至欧洲、日本等地区的区域研究，根本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除了知识范围扩大之外，似乎又是一轮模仿开始了”。他认为，“学科建设与反思需要同步进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我们会随即陷入一种循环——我不是要否定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已经从中学了很多，还将继续学习。我们需要在大规模推进的过程中重新设问:何为区域国别研究?谁的区域国别研究?当今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区别于发端于19世纪的英国、壮大于20世纪中期之后的美国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布世界各地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确立每一项研究背后的动力和目标?”

区域国别学如何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如何体现交叉学科的特点，同样是我们在推动其学科建设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王中忱认为，“所谓交叉学科，是否仅仅是几个学科的拼盘?以往也曾见到一些所谓交叉学科，常常是几个学科在形式上拼组到了一起，进入实际研究却仍然是各说各话。怎样才能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促使每一个相关学科都内在地发生变化，并进而形成跨学科融合的新范式?这肯定是有待探讨的新课题。”孙江也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欢呼者，主要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人，这些学人在固有的学科体系之外找到了共同的家园。疑惑者，主要来自上述三个相关学科，在一些学人看来，区域国别学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来客，尚有待观察。对于长期倡导跨学科研究的笔者来说，我们所从事的概念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关系密切，在理念上，不应将区域国别学视为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之和，而应视为对二者的超越”。

交叉学科是否等同于多学科？2018年4月15日，云南大学曾召开过“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卢光盛说，会上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构建区域国别研究时，应忌谈“多学科方法”，因为一提“多学科”，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会导致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个大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但钱乘旦认为，学科交叉是不可避免的潮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术界、科学界取得的重大突破和成就几乎都是学科交叉——“叉”出来的。他还指出，有很多人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解为要么是国际关系研究，要么是国际政治研究，要么就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理解。这些理解大多受到了学科体系、学科目录框架下固态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一种固态思维方式产生的理解，也就是仍然要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解为某一个界限非常清楚的、边界非常明显的固态领域。

中国学者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必然会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交往。这就需要将“区域国别研究”翻译成外语。牛可认为，名正才能言顺，理通而事立。语汇关系到对研究的对象、单位和议题的看法，关系到潮流、方向。中国官方正式采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直接英文对译是“country and area (regional) studies”。这在国际上并不通行，甚至可能给人有点怪异的感觉。纳入“国别”二字，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习惯和传统。中国以往的对外研究组织中比较突出国别向度，特别是大国研究分量很重，现在又提倡对一些小国的专门研究，这里面的考虑可以理解。而且我们的“区域”一般都理解为国家之上的地理空间范畴，与“国别”没有语义上的重合。但是，英文的“area”或者“region”从区域研究在美国发端时就涵盖了国家之上、国家和次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单位，所以，如果把“区域和国别研究”对译为“area and country studies”，则有构词法上的语义重复问题。从美国和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过不同用语（包括“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 “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ies” “world area studies” “foreign area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等），用法因时代变化而有变化，并因不同机构和个人而各有不同。赵可金也认为，根据国内外学界的阐述，国别区域研究的英语可以确定为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除了区域国别学以外，我们还能看到“非洲学”“欧洲学”和“美国学”等名称。那么区域国别学与这些“××学”是什么关系？刘鸿武认为，科学与学术往往在那些边缘领域、交叉领域、跨学科领域获得突破而向前推进。作为以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质的“区域国别研究”，其成长也一样要走这种综合、分化、再综合、再分化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据地域性研究活动而建立“地域性学科”（如非洲学、拉美学、中东学、亚洲学等），就是将分化的学术与知识又统筹、交叉起来，从而共同来关注同一特定地域的一些基本问题或共同问题。“区域学”是作为一种以聚焦地域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学科，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学科知识与思想形态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尤其重视从它所关注与研究的特定地域与时空结构上来开展自己的适宜性研究，通过建构自己的适地性知识体系，努力形成可以系统说明、阐释、引领对这一特定区域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具有解释力的“地域学”学科群落与知识体系。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学科建构与体制来看，“区域学”（如非洲学、中东学、拉美学、亚太学等）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其建设与发展可以对目前中国以“领域学”（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为特征的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从而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刘鸿武在其《非洲学发凡——实践与思考六十问》一书中为“非洲学”给出以下定义：非洲学是一门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自然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交叉学科，其内容既包括对非洲大陆做专门化认知研究的各类探索活动与探索过程，也包括经由这些认知探索活动所积累而成的系统化的概念与方法、知识与思想。这门学科对创造中非共享知识，完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助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欧洲学”，沈雁南认为，从学科属性来看，中国的欧洲学属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范畴，也属于社会科学这个更大的范畴。欧洲学源于欧洲研究。欧洲学应是有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现实具体问题研究”的含义；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四个大的分支。因此，建设中国的欧洲学并非标新立异，亦非制造一个可供学者在书斋里悉心观赏的玩物，而是要在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基础上建立更高、更科学的研究规范和评估体系，促进欧洲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刘立群认为，不能看见标以“学”字的语词就望文生义地以为一律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尽管它们必然与学术性研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日本研究称为日本学、美国研究称为美国学等，多少会引起某种误解。不过，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地有了这类称谓，那么欧洲学这个称谓便同样可以成立，只需弄清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门门科学，而只是对国别或洲别进行综合性学术研究便可。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认为，“美国学”是从宏观上研究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性学科。孙哲认为，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蓬勃发展，论文、专著、译著的数量日益增多。他在《美国学——中国对美国政治外交研究》一书中考察了1979年以来中国“美国学”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中国人的美国观的变化，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美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归纳了中国的美国研究学术论文，并介绍了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赵一凡认为，“美国学”在美国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是区域研究的一支，类似于俄苏研究、中国研究，强调通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把握美国这个宏观主体。

相比之下，聂友军为“日本学”给出的定义似较为具体：“日本学”是指日本开国以后欧美学者以翻译与研读日语经典文献为中心，对日本国家、社会与文化自觉开展的体系化、学科化的研究。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学科辞典》的这一定义则似是而非：“日本学”是研究日本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国防、外交、经济、科技等问题的综合性学科。

四 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就是通过完善知识体系、推动理论创新、构建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充实研究力量、出版教科书以及开设必要的课程等途径，构建一门学问的“软件”和“硬件”。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当务之急是尽快做好这一学科的学科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为区域国别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知识体系，尽管这一积累是永无止境的。其实，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积累都是积跬步以至千里的。区域国别学亦非例外。

赵可金认为，作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需完善作为一级学科的学科对象与内容、二级学科分类、学科重点布局等方面的问题。钱乘旦认为，设立一级学科的高校，至少应该拥有十个以上的一级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学科的存在，哪能形成交叉学科？陈岳认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应从三个方面（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入手：首先，不仅要研究对象国及地区的历史文化问题，还要研究地区国别的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而且重点在于后者；其次，不仅要研究对象国及地区自身的问题，还要研究对象国及地区与他国、大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后，不仅要依靠英语研究地区国别问题，还要尽量掌握对象国及地区当地的语言来开展深入的研究。戴长征也认为，为了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一是要进一步强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二是要进一步推动区域国别学的体制化，三是要进一步推动区域国别学的机制化。

在中国的学科体制下，区域国别学必须有一定量的二级学科。如何设置二级学科是我们在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钱乘旦认为，“关于二级学科怎么设置，现在已经有一些讨论。有的认为可以按照国家、地区去设置，例如设置欧洲研究、美国研究、日本研究这样的二级学科。但这种设置的弊病是难以全面涵盖所有国家和地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难道要设置上百个二级学科吗？就算设置几十个二级学科，也是不现实的。”

作为一门学科，区域国别学需要理论支撑。我们是否已经构建了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王缉思认为，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资源和物质条件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如今的问题不在于缺乏资料和对外交流的机会，而在于缺乏理论创新，缺乏学科间的融合。周方银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绝不能只是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原材料”，而须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理论，这要求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方面产生一批重要成果，改变不同区域国别研究的共有知识基础不够深厚、共通性知识不足的现象。

李晨阳认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但总体上还不够系统和成熟。李中海认为，目前很多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或其他不同类型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提炼出来的，对这些理论必须进行适用性检验，否则，盲目奉行“拿来主义”，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区域国别研究，不但无法解释具体区域和国别的现实问题，也不能提出具有现实意义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李巍也认为，作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区域国别学最大的不足是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因此，区域国别学如果要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有竞争力的学科，就必须向既有学科，特别是那些有深厚学术积淀的学科寻找理论资源。

世界只有一个，而理论不计其数。然而，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种现成的区域国别学理论。这一缺陷是其跨学科性质决定的。换言之，区域国别学研究只能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但郭树勇认为，国别研究的常用理论很多，因为国家一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中心话题。他在《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一书中介绍了国别研究常用的四种理论即民族性理论、国情论、例外论和现代化理论，还介绍了区域研究的几种常用理论，包括地缘文化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地缘经济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区域治理理论以及共同体理论。

且不论郭树勇所说的几种理论是否属于区域国别研究或区域国别学固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余南平所说的那样，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将有助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新学术范式的拓展。他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所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今天对于解释区域、国际互动与国别问题演化，较之其他流行理论都拥有更高级、更深层的洞察力。他的结论是：如果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仅考虑和运用一般的传统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社会学在“现象”与社会“横切面”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而无视甚至放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具有通用解释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不仅无助于对国际关系变化的本质把握，同时更容易在细节的论证上落入“数学模型自我构建”和“数据堆砌”的泥淖，抑或沉浸于个案描述和分析中夹带的自我价值观解释和文化抽象性描述。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是讲究方法的，区域国别研究亦非例外。但是，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有多少种方法、应该使用哪些方法，中国学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李强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有两种，即人文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这两种都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缺乏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与方法论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能行稳致远。只有发扬并提升既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尽快加强社会科学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的运用，实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才可能实现学科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是和区域与国别研究交织最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以美国为例，在比较政治领域有众多以区域或国别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之争最为激烈，其中诸多理论或观点对我们今天思考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具有借鉴意义。

近几年，比较政治研究在中国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如何使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得益彰？汪卫华认为，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美国制造”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曾有过一段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协作时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者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渐趋疏离。通过追溯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如何从早期携手并进的“耦合”状态走向“解耦”以致“脱钩”的过程，不难发现，两者“解耦”是政治学科内聚度提升的自然结果。

为了推进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高校的课程设置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常晨光等以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为例，提出了将“思政元素”融入区域国别学课程的设想，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们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的课程思政建设应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国外交理念；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中国立场；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个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教育、学风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批判思维能力培养等。

但陈恒认为，只靠各个大学进行学术规划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讲究的是短平快，是立竿见影，是快速的“学术GDP”增量，谁愿意进行长线投入?他建议：我们应该制定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规划，制订2035年乃至2050年的战略规划；在研究领域、研究布局、人才结构等方面制订长远规划；在人才战略储备、研究人员数量、研究质量等方面做出有效的组织规划。

五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

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足够的经费和高质量的人才。两者缺一不可。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用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经费不断增加。因此，绝大多数研究机构不再为经费不足而困扰。但是，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却未能随着经费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如何培养更多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是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2011年11月1日发布的《2022年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应该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钱乘旦认为，既拥有某一区域和国别的知识，又掌握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李安山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专家，或是“某国通”，不仅需要熟悉当地语言，还必须在一生的学术实践中经常到该国访问考察，接触当地社会并结交各种朋友。目前，对个别发达国家的研究可能已经产生了屈指可数的几位“专家”，但对绝大部分地区明显缺乏这类专家。

陈恒认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人才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才能：密集的语言学习，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地区语言，有时还不止一种语言;用当地语言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像文化人类学一样，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现、收集、整理，以便深入直观地了解该地区的文化以及它们在当地生活方式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密切关注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波动，有畅通的信息渠道，并能够进行汇总；根据详细的观察进行解释、阐述、批判，进而实现理论的构建;同时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界限，甚至借用自然科学进行多学科对话，携手共进地提出新问题，检验过往理论，挑战国家偏见。刘新成等建议，这一学科人才除了要接受语言、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学习，有扎根对象国深入调查的经历，还需具备特殊情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不追名逐利，能够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深刻认同“中国方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客观解读“异质文化”，愿意将对立足点“我们”的理解化为自觉的行动，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架桥铺路”。陈杰也认为，国别区域研究所需的一些基本素养包括如下方面：扎实的语言基础，跨学科的知识结构，规范的学术训练，深入的海外田野调查，跨文化的交往能力。

许多人都发现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人才短缺的问题。例如，钱乘旦认为，我们最欠缺的是人才，就是在区域国别方面能够进行研究、能够去做工作的研究人才。李中海认为，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应该看到，不少区域国别研究单位都面临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一些机构挂牌很多但学术成果很少，专业研究人员的短缺是主要制约因素。同时还存在人才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的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人才紧缺，另一方面是相关专业博士面临就业难问题。此外，在博士培养阶段还存在科学思维训练不够、论文写作基础训练不足等突出问题，尤其是写作能力的培养存在很大欠缺。李晨阳认为，学习对象国语言的学生只能做翻译，有时还因为对对象国知识以及其他学科知识的缺乏，翻译还做不好，更不用说同时具有兼做财务、公共外交（新闻发言）、法务、国际贸易和文秘工作的能力；而学财务、新闻传播、法律、国际贸易等专业的学生精通英语的很少，更不用说对象国语言，只能再配翻译人员。

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外语，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外语院校应该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外语院校在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多种多样的问题。例如，郑春荣认为，外语院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以下4个不足之处：一是知识体系仅仅局限于单个国别或区域，缺少跨国别、跨区域以及全球层面的知识；二是研究人员对党和国家政策熟悉程度不够，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三是轻视外语学科的优势；四是不重视研究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常俊跃等认为，就开展区域国别教育而言，中国高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语言技能课程过多，压缩了专业知识课程的开设空间；二是课程涉及英美较多，忽视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三是知识与语言人为割裂，课程建设理念已经严重滞后。

为了解决外语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陈杰呼吁外语院校从“供给侧”改革的以下六个方面入手：设置渐进式的培养目标，开设多元化的课程体系，注重参与式的研究体验，提供多类型的资源支持，改变单维度的师资知识结构，打破传统的组织壁垒。常俊跃等建议，有必要在外语院校引入区域国别教育课程。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革英语专业的课程体系。而改革课程体系的关键就是要彻底打破“以语言技能训练为导向”的传统课程建设理念，实施“专业内容与英语语言融合教学”的理念，构建内容与语言融合教学的课程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国别教育课程的开设空间问题。

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李晨阳认为，有必要对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实行本硕博的贯通式培养。对于学习外国语言专业的本科生，要全面实施“外语+专业”的培养方案。相关高校要允许外语专业的学生辅修财务管理、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公共事业管理、新闻学等专业，有条件的高校可为这些学生单独开班教授辅修课程。在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政治学、应用经济、理论经济、国际法、世界史、新闻传播等学科重点招收本科专业为外语，尤其是非通用语的学生，最好在同一个二级单位内集中培养，从其他学科遴选教师来授课和担任导师，以培养适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所需要的高端人才。

钟智翔等在论述外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时引用了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里所提的要求：“外语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此外，他们还从人才使用定位的角度入手，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分为应用型人才、应用研究型人才、研究应用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四类。这一划分在理论上似乎是有必要的，但在现实中可能缺乏可操作性，因为用人单位很难严格区分这些类型。而且，真正的人才不能局限于“应用”或“研究”，而是应该具备两方面的技能和专长。

既然区域国别研究是跨学科的，那么，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不仅要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多多交流，而且还要在本学科内部进行必要的沟通，但这样的沟通远远不够。王缉思认为，同在政治学领域，研究非洲的学者和研究日本的学者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的兴趣点，也不大可能在同一个学术团体中相互切磋；同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拉美的专家和研究中东的专家大概也很少有机会沟通。一些大国关系的研究者，对这些大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都不甚了了，同国别问题专家的交流也不多，于是他们写出的著述往往只能就事论事，浮在表面。因此，要形成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合力，一方面需要研究同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但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同一学科背景但研究不同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相对而言，后一方面协调合作的难度更大一些，整合任务也更为迫切。

六 若干评论

通过分析中国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的认知，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区域国别研究要去神秘化。国际问题研究包括综合性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两大类。每一种学术研究都有其固有的难易之处。诚然，区域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因此，研究人员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各个学科的知识。但是，与国际问题中的综合性问题研究相比，区域国别研究未必更难，因为综合性问题研究不仅同样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而且还需要更为宏大的战略眼光以及更强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国别研究的难度或许低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等综合性问题的研究。无怪乎许多人认为，进入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门槛”不高。还应该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不短的时间内，中国学术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学术经验和较为丰富的知识体系。因此，区域国别研究不再是高深莫测了。中国学术界要做的不是无休止地介绍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定义及其由来，也不必阐述这一学科的重要意义。当然，时代在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升，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在增加，因此，中国学术界确实应该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有力的学术支撑。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要有更强的针对性。揭开区域国别研究的神秘面纱，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众所周知，如同其他研究领域，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发展必须有两个保障：财力和人力。足够的财力有助于研究人员出国考察、举办学术会议和购买书报资料。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于绝大多数研究机构而言，财力不再是一个问题。相比之下，人才短缺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培养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许多外语院校提出了针对本科生教学和培养的多种建议。当然，在本科生中重视区域国别研究能力的提高无疑是必要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本科生走出校门后，根本无法直接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必须经过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甚至可能还要经过博士后）的专业训练后，才能胜任这一艰巨的工作。事实表明，绝大多数本科生的就业无法与区域国别研究“结缘”。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重点不是本科生，而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博士后以及青年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的外语教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当然，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外语教师只能从事语言、翻译或文化领域的研究，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和世界经济所知甚少，因而无法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了适应区域国别研究的需要，外语专业青年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需要实质性的变化。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首要任务是政策咨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就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2019年3月4日，他在参加全国政协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众所周知，近几年区域国别研究之所以取得快速的发展，并能升格为一级学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践行需要学术界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在一定意义上，判断区域国别学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否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否定理论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指导无疑是不可取的，但是，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一些成果片面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在研究某一区域或某一国家的重大现实问题时不遗余力地使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其中绝大多数是西方学者发明的）。更为离奇的是，有些学者在论述如何从事区域国别研究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时，也牵强附会地使用一些脱离实际的所谓理论，用只有作者自己才能理解的术语和概念去解释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不能随意发明“学”。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既有学术上的必然性，也有学科建设上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学科制。在大力倡导学术创新的年代，以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名称作为“学”的修饰语（如“非洲学”“欧洲学”“美国学”“日本学”“中东学”“拉美学”“亚太学”等）当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也是值得鼓励的。然而，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是“××学”与“××研究”有何异同。迄今为止，尚未确定一个能够将其区分的定义，因而其学术领域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二是什么样的地名或国名可以被用来修饰“学”。能否提出“加勒比学”“中美洲学”“北非学”“东北亚学”“越南学”“毛里塔尼亚学”“牙买加学”……？三是在对外学术交往中，如何将这些用地名和国名修饰的“××学”译成外语。以英语为例，-ology（学）、study或studies（研究）以及discipline（学科）是否可以互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五，有必要尽快编著更多的区域国别学教材。区域国别研究升格为“区域国别学”后，如何推动学科建设是中国学术界难以推辞的艰巨任务。学科建设的要件之一就是教科书。迄今为止，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用于区域国别学教学的教科书可谓寥寥无几。编著一部区域国别学教材并非易事。考虑到区域国别学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因此，区域国别学教学教材的编著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借用其他学科现成的教材，只要将其内容加以浓缩或删减即可，例如把经济学、政治学、外交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教材的核心内容汇编成册；二是另起炉灶或白手起家。毫无疑问，第一种方法较为简单，第二种方法较为困难。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中国学者在编写区域国别学教材时，需要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何使区域国别学教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贡献；其次，能否通过编写这一教材，创造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的知识体系，包括中国的理论、中国的研究方法；最后，如何将全世界各个地区和近200个大小不同国家的基本知识浓缩在一部教科书中。学术研究需要竞争，区域国别学教材的编著同样需要竞争。因此，教育部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多组织几个区域国别学教材编写组，尽快推出一本或数本高质量的教科书。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