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繁华：揭开千年帝都伊斯坦布尔的面纱
创建时间：  2020-12-09     浏览次数：

旧时繁华：揭开千年帝都伊斯坦布尔的面纱

徐欣宇（上海大学）

2020-12-08 10:39 来源：澎湃新闻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迷人的城市，近年来有关这座城市的书籍蔚为大观。埃布鲁·宝雅和凯特·弗利特的这本《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为读者讲述了一座鲜活的、生动的、多彩的千年古都，还原了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诸多社会风貌。

叙述城市历史的独特方式

奥斯曼早期国家发展到帝国，关键的一步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描写这座城市，也是从它换了主人、换了名称开始的。不过，作者写1453年的征服是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动机入手的，这和以往的著作不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考角度。首先是穆罕默德二世对战略安全考量。据克里托布洛斯（Kritoboulos）的记述，在穆罕默德的一次演讲中他对追随者们说，这件事极其简单。只有取得这座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才是安全的，进一步征服的道路才有保证。反之，他们就总是处于威胁之中，向外扩张也会受到影响。倍感压力的拜占庭可能会转向强国求援。这样的话，他们就得时刻面对威胁、随时准备迎战，就会遭受巨大损失。其次，对外征服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地处地中海东部和黑海之间贸易网络的枢纽位置，赋予了这座城市不言而喻的商业价值。有了钱就有了权力，而穆罕默德正是频繁通过对钱的利用，才逐渐获得了主导地位。在这里作者纠正了一个对早期奥斯曼帝国的错误观念：它只是一个战争机器。早期奥斯曼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确实没错，但更需要了解到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在政治运作和外交手段上也有着非常成熟的表现。奥斯曼人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征服和合作两手并用的政策来征服拜占庭，软硬兼施的逐步渗透、支配拜占庭的内部事务。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完“征服”，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八章结束，描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文化、暴力与反叛、社会福利、政治经济、民众休闲生活和城市特色等方面，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城市日常生活图景。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世界之城曾经的气质与品格。在书的导言部分，作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做了阶段划分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和社会背景进行了简略概述，使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大致摸清帝国的历史脉络，在阅读后续章节时，可以对书中事件的历史背景做到心中有数，不会觉得零散或漫无边际。

这一本历史书，既不失文学作品的妙趣横生，又具有历史书严谨纪实的特点。与常见的政治、经济、军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正史”不同，这本书为读者讲述了更为接地气的“社会历史”。通过阅读，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脚步在脑海中大致游览一遍这座大都会。从繁华喧嚷的大巴扎来到包罗万象的威齐夫；在路边的小巷看到吞云吐雾的奥斯曼人正享受着烟草带来的快乐，左手边的咖啡馆里人们在喝咖啡、海阔天空的闲聊，右手边的酒馆里传来棋子落定和畅饮萨博的欢声笑语；身着华丽的奥斯曼的妇女们正成群结队的前往哈马姆或户外花园来享受他们美好的午后。作者力求透过历史的烟尘，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塑一个真实鲜活的伊斯坦布尔，它是繁华之都、它是享乐之都、它是暴力之都。

这本书也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描绘的只有黑白灰三色的城市不同，书中呈现的是一座丰富多彩、热闹非凡的繁荣都市。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单调压抑、萧瑟没落的城市。帕慕克所生活的地方是久经战火、辉煌不再的帝国中心，在那个努力西化的时期，整个民族都承受着摧毁过去，拥抱未来的不舍与无地自容。若以本书为基点，帕慕克笔下的城市可称为“后伊斯坦布尔”，那“前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风貌又可从哪里得以一窥呢？汤玛士·麦登的《荣耀之城·伊斯坦堡》以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为核心，书写了此地自公元前七世纪以来至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与文化。书中对伊斯坦布尔各个时期的地景与建筑物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从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这座城市的历代统治者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竞相建造各式建筑，如皇宫、浴池、教堂、清真寺、赛马场、纪念柱等等，这也是作者重点着墨之处。透过作者对文字记载与考古发掘的考察，我们仍可想象君士坦丁堡时期的荣景。

城里的皇宫和宫里的苏丹

在西方观察家眼中，苏丹常常是封闭于托普卡帕宫遥不可及、昏暗模糊的。奥斯曼苏丹与民众既近又远，他们一方面躲入深宫之中，保持神秘的权威形象，一方面又亲近民众，成为他们的绝对精神领袖；他们既是“历史进程中个性苍白的人物”，又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至高无上者”。西方许多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记载都带有独裁统治及其所带来的残酷和野蛮色彩。

然而事实却是，苏丹的政治生活拥有很高的透明度，他频繁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普通百姓面前。这些百姓喜欢各种场面和豪华的游行，经常以各种形式参与皇家庆典和表演。苏丹每周五都会露面，很少有例外。首先，这种张扬和展示有利于确定其正统性，一位看不见的苏丹只能产生不安和不稳定。其次，苏丹形象的展示也是为了表现军事力量以及胜利的气势。这种奢华和富有的派头，还能在拜访大使和其他客人时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因为被奥斯曼威势地位所带来的华贵和丰富所震慑而大感敬畏。另外，苏丹作为宗教领袖出现在人们面前有助于巩固其宗教地位。来自帝国欧洲领土的富裕朝圣者可以选择停在伊斯坦布尔看看“伊斯兰哈里发的脸”而不必前往麦加。最后，苏丹在与民众的接触中还扮演着公义审判者的角色，许多人专程来到伊斯坦布尔寻求公道，在苏丹往来于周五祷告仪式游行时提交诉状。人们相信苏丹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都指望得到满意答复。

奥斯曼苏丹绝不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叱咤风云、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在形成一项决定或政策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地考虑到城中百姓的反应。他们会为调和社会矛盾做出种种努力，例如，取消一些财税制度；举办盛典让民众尽情享受，提高幸福感；建立威齐夫（慈善机构），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条件或者发放福利等等，没有哪一位苏丹可以实施统治而对伊斯坦布尔市民置若罔闻。民众的呼声会影响政策的出台，民间的流言会引起苏丹的高度警惕。苏丹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是互为共生的：由于苏丹在这里的存在，这座城市成为都城；而他作为成功的苏丹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则取决于他被这里的普罗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苏丹要想四海升平，必须学会安抚百姓。保障民众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机构就是威齐夫。对伊城的很多居民来说，这是一个从生到死的服务机构，它既是一个宗教组织，也是一个纯粹的福利体系。苏丹和政要维齐尔们通过这个渠道为城市人民提供所需，给百姓提供吃食、教育、住房、洗涮以及医疗救治，并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对他们施行救援。人们到威齐夫商店购物，在威齐夫清真寺祈祷，这座城市的外在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威齐夫构成的。所起的作用既发展了城市经济，也起到了保障很多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福利的作用。虽然威齐夫创建的主要动机是宗教因素（做慈善是伊斯兰的中心教义），但是威齐夫却不仅仅在履行宗教职责，获得真主的祝福。在此之上，修建威齐夫也是关乎声誉的一件事。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在市中心选出一个地点修建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是使苏丹的统治合法化的场所，旨在扩大宣传并维持合法化的权能，把统治者的堂皇和权威刻在帝国居民的心上，不仅将苏丹与世俗权力联系起来，而且还与真主产生关系。

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与消费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作为五海三洲之地的中心枢纽，伊斯坦布尔除了是贸易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继续向四周蔓延的大都市，其人口在作为奥斯曼都城的历史上一直超过很多欧洲城市。密集的人口让苏丹肩负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保证这里的居民不挨饿——保证城市稳定的食物供应。然而供应常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例如频繁发生的欠产和饥荒、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竞争、不定期的军事活动、囤积居奇的奸商还要低价强买再高价卖出的官员等等。政府为了保证基本食品的供应，在食品短缺的时候，会向提供方提出要求并借助强迫购买和固定价格的方法来控制市场稳定。为了使市民满意，政府还需要对市场实施调控。无论问题有多复杂，无论任务有多艰难，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维护其对市场的掌控权，保证人民经济上的富足。不能保证这一点的话，苏丹就失去了其作为统治者的信誉，无法保证其臣民的平稳生活。且任何无法保证市场良好运作的政府无能表现都会对苏丹的政治势力产生威胁。耶尼切里会给予政府管理致命一击，人民对政府维稳能力的信心会产生动摇。

为保持城市经济的繁荣稳定且让民众感受到当政者执政能力是多么不容小觑，苏丹采取了三种措施：其一，确立“纳尔”（narh）机制来掌控市场价格和商品标准。在纳尔制度下，商品的价格是固定的。除了给商品和服务固定价格，这个制度还对商品的质量和重量进行管理，尤其是对面包的检查，以保证其烘制过程合理无误。当然，纳尔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货币贬值都需要重新确定纳尔价格。在供应短缺时期、收成不好和自然灾害时或者发生战争时，都会对纳尔进行修改。任何违反纳尔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且量刑很重。其二，利用销售担保进行市场管理。这个制度的目的是防止被盗商品在市场上拍卖。凡没有担保而进行出售、购买和拍卖的，要判处死刑。其三，保障市场治安稳定。保证商人在市场上的安全一直是奥斯曼国家的核心任务，市场配有警力，并且指定了守夜人员。所采取的严厉惩罚明显是有效的，黑博勒在十六世纪写道，奥斯曼帝国的偷窃现象比基督教国家少很多，这是对偷窃者施行极端刑罚的结果。

对这座消费型城市来说，市场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至少是对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还有以供减轻生活压力的奢侈和娱乐活动。从争奇斗艳的华丽服饰到消遣时光的咖啡馆、酒馆；从夜夜笙歌的娼妓场所到令西方人万分稀奇的奴隶市场；从社会枢纽哈马姆到生活核心户外花园，伊城居民享受着专属的市场之乐。与欧洲人不同，奥斯曼人一般不喜欢在住房和家具方面张扬。服装和首饰成为财富的标志。奥斯曼人的炫耀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男人可能连一片遮盖后背的毡子或者作为腰带的绳子都没有，但是却会用缎子长衣和镶金、镶银的围腰饰品打扮他的妻子。妻子和女儿成为缀满贵重布料和宝石的物品，用以招摇、炫富。然而过度奢侈、过度消费，或者用进口布料而不用国产布料，有时被认为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损。为了控制住这种攀比风气，保证社会和宗教状况稳定，政府开始颁布着装标志政策，使各个族群拥有自己明显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好让他们保持在自己合适的位置。这是国家从族群的角度看自己的百姓，并因此对其进行治理的另外一个写照。国家正好借此通过群体结构的机制而不是通过个人来实现其管理和掌控。

咖啡馆是最受伊斯坦布尔人欢迎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聊天、说闲话、打发时间，发泄不满。也正是因为咖啡馆的这一特点，苏丹屡次颁布禁令。然而，来自苏丹的禁令也收效甚微。到十九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斋月的时候已经习惯于泡咖啡馆，而不是去清真寺做斋月晚祷了。

遍布伊城各处的还有酒馆。酒馆是蛊惑人心和引起暴乱的温床，比咖啡馆对市场秩序而言存在更大威胁。除了与之相关联的暴力事件，酒馆的环境还会对政治和宗教秩序产生威胁。对伊斯坦布尔的很多居民来说，酒馆是非常棒的狂欢娱乐场所。有的酒馆不仅提供酒和音乐：那里还有娼妓的巢窝。酒馆中很多年轻的男性舞者都是男妓。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尽管妓院的存在仍然是法律上不认可的，但是主要的老鸨和皮条客已经位列伊斯坦布尔名流之中了。警方非常了解哪里有妓院，并将其置于监管之下，但除非有特殊原因，并不会进行干预。政府对酒的态度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对待很多社会问题的方式：一方面，宗教意义上无论如何要禁止的，政府也禁止；但是另一方面，却对酒精视而不见，允许酒馆在城中繁殖、泛滥。并对其征收重税，从中赚取大量钱财。这是奥斯曼当权者一贯的做法，即便是官方谴责的习惯也是可以容忍的，只要不公开，也不扰民就行。

会享受的伊斯坦布尔居民

如果西方世界以华盛顿、费城和纽约那样的宏伟建筑自夸，那土耳其则以闻名世界的洗浴而骄傲。洗浴是奥斯曼帝国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奥斯曼帝国的公共浴池称为“哈马姆”，这里不仅是简单的洗浴中心，还是一个社会空间，许多重要的生活内容都发生在这里。哈马姆是聊天、说长道短和对政府部门发泄不满的地方，也是容纳多个民族、多种宗教的地方。这是伊城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板块，是社会生活的枢纽站，是支撑奥斯曼社会架构的中心柱石。

奥斯曼人一生中的许多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新生儿和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四十天要在这里进行洗礼，安排有庆典活动，并要雇用舞女和乐手。其次，哈马姆还在婚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妇女们会在这里为他们的儿子和兄弟寻找合适的新娘。类似于我国20世纪70年代结婚必备的“四大件”，奥斯曼帝国女孩子的嫁妆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哈马姆套具，包括一些高级绣花澡巾、特质的用银线装饰的木屐和一个哈马姆浴盆。新娘在婚礼之前数天要哈马姆进行洗礼，双方家庭的女性成员都会参加，也会邀请其他亲属和邻居。人们给新娘洗浴，唱宗教圣歌以及传统的忧伤民歌。另外，哈马姆在很多方面都是外面世界的缩影，社会分化和社会当中的政治大变动都在哈马姆里有反映。当耶尼切里内部的纷争引起不同兵团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时，在哈马姆则会上演一幕妻子们的战斗。哈马姆以这样的方式反映政治立场的不同，同样也反映社会的分化现象。苏丹多次作出规定，要求不同的宗教派别在哈马姆享受有差别的待遇。简而言之，土耳其浴是奥斯曼生活的精华，也是绵延不变的习俗，它在帝国早期时就具有的中心地位和广受欢迎性，到十九世纪仍然如此。

跟着本书作者的思路，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妇女丰富而精彩的生活。原来奥斯曼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附属品，不是仅仅会炫富和展示华丽服饰。她们会以各种形式参与帝国的节日活动。许多欧洲人对奥斯曼历史都有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奥斯曼妇女在家里是受虐待的，除了去哈马姆，她们从不出门。但事实却是：她们走亲访友、野餐、游园；她们参加苏丹的壮观游行，同样也会出门购物。不那么富裕的妇女会去做巡街小贩的工作，门挨门地兜售商品，散布家长里短、给人做媒。她们在哈马姆、洗衣房、私人家里工作，还有的会去做妓女。她们去清真寺、去圣殿，也向赛义赫请教问题。只要女人自尊自爱，举止得体并有仆人陪同的话，就允许她们外出到公共场所。浴池也是奥斯曼妇女的“咖啡馆”，她们在那里毫无顾忌地聊天，快乐地度过休闲时光。对她们来说，沐浴是一项基本生活乐趣，若丈夫反对这项娱乐活动，她们则可以到卡迪（法官）那里要求批准离婚。到十九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富有家庭里，让女儿学法语、上钢琴课以及给她们雇外国女家庭教师成为时尚。到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政府开办了女子学校，妇女们开始学习西方和土耳其音乐，欧洲传来的社会风尚给奥斯曼妇女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

奥斯曼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并不局限于室内，对热爱自然的他们来说“漫步”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在城里、郊外的花园或者空地上闲逛，赏花、宴饮、划船以及在新鲜空气里放松自己。在城内，奥斯曼人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逛花园，伊斯坦布尔的花园更是随处可见。花园是苏菲派的核心宗教符号，其中的土地和水流、鲜花和树木代表着与真主的合一以及灵魂的纯洁。在野外，居民们也有各具特色的空地和娱乐场地。这些地方给人们提供娱乐、享受、私密交往和公开炫耀的机会，也成了打破男女交往限制、使人得以自由伸展的好地方。

扼守海峡的地理位置给这座城市带来的说不尽的便利，但上帝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好运赋予它。伊斯坦布尔除了是享乐之城还是一座暴力之城。地处亚欧板块的地震带上，地震、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是家常便饭，瘟疫、革命斗争、矛盾冲突等人祸也层出不穷。这些不安分的因子使这座多彩的城市也带有人性异常躁动的一面。

冬季的时候，这里会遭受暴风雪的袭击。船只无法航行、川流全部冻结，即使是春天也不开化。风灾也很严重，尤其是东北风和西南风。晴朗的天空会突然刮起龙卷风，完全出人意料。伊斯坦布尔的居民除了遭受恶劣天气的折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天然杀手。按伊斯坦布尔的城市规模来说，人们的居住环境十分拥挤，几乎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所以瘟疫很自然地十分频繁并且异常严重。还有另外一个比瘟疫还难以逃离的威胁，就是火灾。也许这是所有灾难里最致命的了。从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最初的日子开始，一直到1923年结束，这座城市有一个一直不变的特点，就是火灾对于市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始终存在的毁灭性威胁。火灾一旦燃起，就会很快烧到整个城区，尤其是有风的时候，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成千上万的房子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化为灰烬。频繁的火灾使许多家庭不止一次的失去家园，使城区变得面目全非，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市场、工厂、作坊都被破坏，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瘫痪。伊斯坦布尔选择的灭火方式是毁掉起火点周围的房屋，拆房队员经常练习并接受良好的训练，所以他们在摧毁房屋上技巧娴熟。奥斯曼人对待火灾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瞭望塔在全城星罗棋布、夜间巡逻严密监视，采取一切措施预防火灾。人们都预备着随时防火，并在起火的第一时间将其扑灭。十八世纪早期以前，耶尼切里士兵一直被当作消防员使用，直到一位法国工程师发明图兰姆巴（消防车）在灭火方面非常有用，政府组建了一个由耶尼切里组成的图兰姆巴敖卡奇（消防部队）。直到1826年，耶尼切里被摧毁，图兰姆巴敖卡奇也被解散。城中的每一个马哈勒（街区）都组成了自己的图兰姆巴部队。十九世纪的时候，街区的图兰姆巴部队的模式已经非常成熟，有自己风格的服装、特殊的信号语言以及社会地位。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图兰姆巴组织，由三十，甚至有时候六十或七十人组成。他们由经历火灾的人家或者被火灾威胁过的人家供养。他们的工作就是从一场火灾赶往另一场火灾，负责将大火扑灭。

览古今中外，很少有一座城市能拥有伊斯坦布尔这样传奇、多元、缤纷的历史。有关这座城市的生命故事，恐怕是一座图书馆也难以涵盖全部，面面俱到地讲述这座城市的所有历史是办不到的，但作者仍为我们勾勒出一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市井轮廓，给读者以追思想象的空间。这本书打破以往的历史偏见，引导读者一边阅读和领略，一边深入思考一座千年古都的荣耀与忧伤。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64077




上一条：The unlikelihood of a US-China decoupling

下一条：Rajiv Ranjan | Impact of COVID-19 on Migrant Labourers of India and China

首页 -- 学术热点 -- 正文

旧时繁华：揭开千年帝都伊斯坦布尔的面纱
创建时间：  2020-12-09     浏览次数：

旧时繁华：揭开千年帝都伊斯坦布尔的面纱

徐欣宇（上海大学）

2020-12-08 10:39 来源：澎湃新闻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迷人的城市，近年来有关这座城市的书籍蔚为大观。埃布鲁·宝雅和凯特·弗利特的这本《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为读者讲述了一座鲜活的、生动的、多彩的千年古都，还原了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诸多社会风貌。

叙述城市历史的独特方式

奥斯曼早期国家发展到帝国，关键的一步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面纱下的七丘之城》描写这座城市，也是从它换了主人、换了名称开始的。不过，作者写1453年的征服是从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动机入手的，这和以往的著作不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考角度。首先是穆罕默德二世对战略安全考量。据克里托布洛斯（Kritoboulos）的记述，在穆罕默德的一次演讲中他对追随者们说，这件事极其简单。只有取得这座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才是安全的，进一步征服的道路才有保证。反之，他们就总是处于威胁之中，向外扩张也会受到影响。倍感压力的拜占庭可能会转向强国求援。这样的话，他们就得时刻面对威胁、随时准备迎战，就会遭受巨大损失。其次，对外征服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地处地中海东部和黑海之间贸易网络的枢纽位置，赋予了这座城市不言而喻的商业价值。有了钱就有了权力，而穆罕默德正是频繁通过对钱的利用，才逐渐获得了主导地位。在这里作者纠正了一个对早期奥斯曼帝国的错误观念：它只是一个战争机器。早期奥斯曼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确实没错，但更需要了解到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在政治运作和外交手段上也有着非常成熟的表现。奥斯曼人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征服和合作两手并用的政策来征服拜占庭，软硬兼施的逐步渗透、支配拜占庭的内部事务。

这本书的第一章写完“征服”，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八章结束，描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文化、暴力与反叛、社会福利、政治经济、民众休闲生活和城市特色等方面，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城市日常生活图景。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世界之城曾经的气质与品格。在书的导言部分，作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做了阶段划分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和社会背景进行了简略概述，使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大致摸清帝国的历史脉络，在阅读后续章节时，可以对书中事件的历史背景做到心中有数，不会觉得零散或漫无边际。

这一本历史书，既不失文学作品的妙趣横生，又具有历史书严谨纪实的特点。与常见的政治、经济、军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正史”不同，这本书为读者讲述了更为接地气的“社会历史”。通过阅读，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脚步在脑海中大致游览一遍这座大都会。从繁华喧嚷的大巴扎来到包罗万象的威齐夫；在路边的小巷看到吞云吐雾的奥斯曼人正享受着烟草带来的快乐，左手边的咖啡馆里人们在喝咖啡、海阔天空的闲聊，右手边的酒馆里传来棋子落定和畅饮萨博的欢声笑语；身着华丽的奥斯曼的妇女们正成群结队的前往哈马姆或户外花园来享受他们美好的午后。作者力求透过历史的烟尘，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塑一个真实鲜活的伊斯坦布尔，它是繁华之都、它是享乐之都、它是暴力之都。

这本书也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描绘的只有黑白灰三色的城市不同，书中呈现的是一座丰富多彩、热闹非凡的繁荣都市。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单调压抑、萧瑟没落的城市。帕慕克所生活的地方是久经战火、辉煌不再的帝国中心，在那个努力西化的时期，整个民族都承受着摧毁过去，拥抱未来的不舍与无地自容。若以本书为基点，帕慕克笔下的城市可称为“后伊斯坦布尔”，那“前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风貌又可从哪里得以一窥呢？汤玛士·麦登的《荣耀之城·伊斯坦堡》以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为核心，书写了此地自公元前七世纪以来至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与文化。书中对伊斯坦布尔各个时期的地景与建筑物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从拜占庭帝国到奥斯曼帝国，这座城市的历代统治者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竞相建造各式建筑，如皇宫、浴池、教堂、清真寺、赛马场、纪念柱等等，这也是作者重点着墨之处。透过作者对文字记载与考古发掘的考察，我们仍可想象君士坦丁堡时期的荣景。

城里的皇宫和宫里的苏丹

在西方观察家眼中，苏丹常常是封闭于托普卡帕宫遥不可及、昏暗模糊的。奥斯曼苏丹与民众既近又远，他们一方面躲入深宫之中，保持神秘的权威形象，一方面又亲近民众，成为他们的绝对精神领袖；他们既是“历史进程中个性苍白的人物”，又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至高无上者”。西方许多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记载都带有独裁统治及其所带来的残酷和野蛮色彩。

然而事实却是，苏丹的政治生活拥有很高的透明度，他频繁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普通百姓面前。这些百姓喜欢各种场面和豪华的游行，经常以各种形式参与皇家庆典和表演。苏丹每周五都会露面，很少有例外。首先，这种张扬和展示有利于确定其正统性，一位看不见的苏丹只能产生不安和不稳定。其次，苏丹形象的展示也是为了表现军事力量以及胜利的气势。这种奢华和富有的派头，还能在拜访大使和其他客人时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因为被奥斯曼威势地位所带来的华贵和丰富所震慑而大感敬畏。另外，苏丹作为宗教领袖出现在人们面前有助于巩固其宗教地位。来自帝国欧洲领土的富裕朝圣者可以选择停在伊斯坦布尔看看“伊斯兰哈里发的脸”而不必前往麦加。最后，苏丹在与民众的接触中还扮演着公义审判者的角色，许多人专程来到伊斯坦布尔寻求公道，在苏丹往来于周五祷告仪式游行时提交诉状。人们相信苏丹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都指望得到满意答复。

奥斯曼苏丹绝不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叱咤风云、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在形成一项决定或政策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地考虑到城中百姓的反应。他们会为调和社会矛盾做出种种努力，例如，取消一些财税制度；举办盛典让民众尽情享受，提高幸福感；建立威齐夫（慈善机构），保障民众物质生活条件或者发放福利等等，没有哪一位苏丹可以实施统治而对伊斯坦布尔市民置若罔闻。民众的呼声会影响政策的出台，民间的流言会引起苏丹的高度警惕。苏丹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是互为共生的：由于苏丹在这里的存在，这座城市成为都城；而他作为成功的苏丹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则取决于他被这里的普罗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苏丹要想四海升平，必须学会安抚百姓。保障民众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核心机构就是威齐夫。对伊城的很多居民来说，这是一个从生到死的服务机构，它既是一个宗教组织，也是一个纯粹的福利体系。苏丹和政要维齐尔们通过这个渠道为城市人民提供所需，给百姓提供吃食、教育、住房、洗涮以及医疗救治，并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对他们施行救援。人们到威齐夫商店购物，在威齐夫清真寺祈祷，这座城市的外在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威齐夫构成的。所起的作用既发展了城市经济，也起到了保障很多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福利的作用。虽然威齐夫创建的主要动机是宗教因素（做慈善是伊斯兰的中心教义），但是威齐夫却不仅仅在履行宗教职责，获得真主的祝福。在此之上，修建威齐夫也是关乎声誉的一件事。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在市中心选出一个地点修建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这些清真寺是使苏丹的统治合法化的场所，旨在扩大宣传并维持合法化的权能，把统治者的堂皇和权威刻在帝国居民的心上，不仅将苏丹与世俗权力联系起来，而且还与真主产生关系。

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与消费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消费型城市。作为五海三洲之地的中心枢纽，伊斯坦布尔除了是贸易中心，还是一个巨大的，继续向四周蔓延的大都市，其人口在作为奥斯曼都城的历史上一直超过很多欧洲城市。密集的人口让苏丹肩负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保证这里的居民不挨饿——保证城市稳定的食物供应。然而供应常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例如频繁发生的欠产和饥荒、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竞争、不定期的军事活动、囤积居奇的奸商还要低价强买再高价卖出的官员等等。政府为了保证基本食品的供应，在食品短缺的时候，会向提供方提出要求并借助强迫购买和固定价格的方法来控制市场稳定。为了使市民满意，政府还需要对市场实施调控。无论问题有多复杂，无论任务有多艰难，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维护其对市场的掌控权，保证人民经济上的富足。不能保证这一点的话，苏丹就失去了其作为统治者的信誉，无法保证其臣民的平稳生活。且任何无法保证市场良好运作的政府无能表现都会对苏丹的政治势力产生威胁。耶尼切里会给予政府管理致命一击，人民对政府维稳能力的信心会产生动摇。

为保持城市经济的繁荣稳定且让民众感受到当政者执政能力是多么不容小觑，苏丹采取了三种措施：其一，确立“纳尔”（narh）机制来掌控市场价格和商品标准。在纳尔制度下，商品的价格是固定的。除了给商品和服务固定价格，这个制度还对商品的质量和重量进行管理，尤其是对面包的检查，以保证其烘制过程合理无误。当然，纳尔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货币贬值都需要重新确定纳尔价格。在供应短缺时期、收成不好和自然灾害时或者发生战争时，都会对纳尔进行修改。任何违反纳尔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且量刑很重。其二，利用销售担保进行市场管理。这个制度的目的是防止被盗商品在市场上拍卖。凡没有担保而进行出售、购买和拍卖的，要判处死刑。其三，保障市场治安稳定。保证商人在市场上的安全一直是奥斯曼国家的核心任务，市场配有警力，并且指定了守夜人员。所采取的严厉惩罚明显是有效的，黑博勒在十六世纪写道，奥斯曼帝国的偷窃现象比基督教国家少很多，这是对偷窃者施行极端刑罚的结果。

对这座消费型城市来说，市场给他们提供的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至少是对有能力支付的人来说，还有以供减轻生活压力的奢侈和娱乐活动。从争奇斗艳的华丽服饰到消遣时光的咖啡馆、酒馆；从夜夜笙歌的娼妓场所到令西方人万分稀奇的奴隶市场；从社会枢纽哈马姆到生活核心户外花园，伊城居民享受着专属的市场之乐。与欧洲人不同，奥斯曼人一般不喜欢在住房和家具方面张扬。服装和首饰成为财富的标志。奥斯曼人的炫耀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男人可能连一片遮盖后背的毡子或者作为腰带的绳子都没有，但是却会用缎子长衣和镶金、镶银的围腰饰品打扮他的妻子。妻子和女儿成为缀满贵重布料和宝石的物品，用以招摇、炫富。然而过度奢侈、过度消费，或者用进口布料而不用国产布料，有时被认为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损。为了控制住这种攀比风气，保证社会和宗教状况稳定，政府开始颁布着装标志政策，使各个族群拥有自己明显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好让他们保持在自己合适的位置。这是国家从族群的角度看自己的百姓，并因此对其进行治理的另外一个写照。国家正好借此通过群体结构的机制而不是通过个人来实现其管理和掌控。

咖啡馆是最受伊斯坦布尔人欢迎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聊天、说闲话、打发时间，发泄不满。也正是因为咖啡馆的这一特点，苏丹屡次颁布禁令。然而，来自苏丹的禁令也收效甚微。到十九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斋月的时候已经习惯于泡咖啡馆，而不是去清真寺做斋月晚祷了。

遍布伊城各处的还有酒馆。酒馆是蛊惑人心和引起暴乱的温床，比咖啡馆对市场秩序而言存在更大威胁。除了与之相关联的暴力事件，酒馆的环境还会对政治和宗教秩序产生威胁。对伊斯坦布尔的很多居民来说，酒馆是非常棒的狂欢娱乐场所。有的酒馆不仅提供酒和音乐：那里还有娼妓的巢窝。酒馆中很多年轻的男性舞者都是男妓。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尽管妓院的存在仍然是法律上不认可的，但是主要的老鸨和皮条客已经位列伊斯坦布尔名流之中了。警方非常了解哪里有妓院，并将其置于监管之下，但除非有特殊原因，并不会进行干预。政府对酒的态度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对待很多社会问题的方式：一方面，宗教意义上无论如何要禁止的，政府也禁止；但是另一方面，却对酒精视而不见，允许酒馆在城中繁殖、泛滥。并对其征收重税，从中赚取大量钱财。这是奥斯曼当权者一贯的做法，即便是官方谴责的习惯也是可以容忍的，只要不公开，也不扰民就行。

会享受的伊斯坦布尔居民

如果西方世界以华盛顿、费城和纽约那样的宏伟建筑自夸，那土耳其则以闻名世界的洗浴而骄傲。洗浴是奥斯曼帝国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奥斯曼帝国的公共浴池称为“哈马姆”，这里不仅是简单的洗浴中心，还是一个社会空间，许多重要的生活内容都发生在这里。哈马姆是聊天、说长道短和对政府部门发泄不满的地方，也是容纳多个民族、多种宗教的地方。这是伊城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板块，是社会生活的枢纽站，是支撑奥斯曼社会架构的中心柱石。

奥斯曼人一生中的许多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新生儿和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四十天要在这里进行洗礼，安排有庆典活动，并要雇用舞女和乐手。其次，哈马姆还在婚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妇女们会在这里为他们的儿子和兄弟寻找合适的新娘。类似于我国20世纪70年代结婚必备的“四大件”，奥斯曼帝国女孩子的嫁妆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哈马姆套具，包括一些高级绣花澡巾、特质的用银线装饰的木屐和一个哈马姆浴盆。新娘在婚礼之前数天要哈马姆进行洗礼，双方家庭的女性成员都会参加，也会邀请其他亲属和邻居。人们给新娘洗浴，唱宗教圣歌以及传统的忧伤民歌。另外，哈马姆在很多方面都是外面世界的缩影，社会分化和社会当中的政治大变动都在哈马姆里有反映。当耶尼切里内部的纷争引起不同兵团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时，在哈马姆则会上演一幕妻子们的战斗。哈马姆以这样的方式反映政治立场的不同，同样也反映社会的分化现象。苏丹多次作出规定，要求不同的宗教派别在哈马姆享受有差别的待遇。简而言之，土耳其浴是奥斯曼生活的精华，也是绵延不变的习俗，它在帝国早期时就具有的中心地位和广受欢迎性，到十九世纪仍然如此。

跟着本书作者的思路，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妇女丰富而精彩的生活。原来奥斯曼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附属品，不是仅仅会炫富和展示华丽服饰。她们会以各种形式参与帝国的节日活动。许多欧洲人对奥斯曼历史都有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奥斯曼妇女在家里是受虐待的，除了去哈马姆，她们从不出门。但事实却是：她们走亲访友、野餐、游园；她们参加苏丹的壮观游行，同样也会出门购物。不那么富裕的妇女会去做巡街小贩的工作，门挨门地兜售商品，散布家长里短、给人做媒。她们在哈马姆、洗衣房、私人家里工作，还有的会去做妓女。她们去清真寺、去圣殿，也向赛义赫请教问题。只要女人自尊自爱，举止得体并有仆人陪同的话，就允许她们外出到公共场所。浴池也是奥斯曼妇女的“咖啡馆”，她们在那里毫无顾忌地聊天，快乐地度过休闲时光。对她们来说，沐浴是一项基本生活乐趣，若丈夫反对这项娱乐活动，她们则可以到卡迪（法官）那里要求批准离婚。到十九世纪，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富有家庭里，让女儿学法语、上钢琴课以及给她们雇外国女家庭教师成为时尚。到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政府开办了女子学校，妇女们开始学习西方和土耳其音乐，欧洲传来的社会风尚给奥斯曼妇女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

奥斯曼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并不局限于室内，对热爱自然的他们来说“漫步”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在城里、郊外的花园或者空地上闲逛，赏花、宴饮、划船以及在新鲜空气里放松自己。在城内，奥斯曼人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逛花园，伊斯坦布尔的花园更是随处可见。花园是苏菲派的核心宗教符号，其中的土地和水流、鲜花和树木代表着与真主的合一以及灵魂的纯洁。在野外，居民们也有各具特色的空地和娱乐场地。这些地方给人们提供娱乐、享受、私密交往和公开炫耀的机会，也成了打破男女交往限制、使人得以自由伸展的好地方。

扼守海峡的地理位置给这座城市带来的说不尽的便利，但上帝似乎并没有将所有的好运赋予它。伊斯坦布尔除了是享乐之城还是一座暴力之城。地处亚欧板块的地震带上，地震、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是家常便饭，瘟疫、革命斗争、矛盾冲突等人祸也层出不穷。这些不安分的因子使这座多彩的城市也带有人性异常躁动的一面。

冬季的时候，这里会遭受暴风雪的袭击。船只无法航行、川流全部冻结，即使是春天也不开化。风灾也很严重，尤其是东北风和西南风。晴朗的天空会突然刮起龙卷风，完全出人意料。伊斯坦布尔的居民除了遭受恶劣天气的折磨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天然杀手。按伊斯坦布尔的城市规模来说，人们的居住环境十分拥挤，几乎谈不上什么卫生条件，所以瘟疫很自然地十分频繁并且异常严重。还有另外一个比瘟疫还难以逃离的威胁，就是火灾。也许这是所有灾难里最致命的了。从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最初的日子开始，一直到1923年结束，这座城市有一个一直不变的特点，就是火灾对于市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始终存在的毁灭性威胁。火灾一旦燃起，就会很快烧到整个城区，尤其是有风的时候，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成千上万的房子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化为灰烬。频繁的火灾使许多家庭不止一次的失去家园，使城区变得面目全非，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市场、工厂、作坊都被破坏，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瘫痪。伊斯坦布尔选择的灭火方式是毁掉起火点周围的房屋，拆房队员经常练习并接受良好的训练，所以他们在摧毁房屋上技巧娴熟。奥斯曼人对待火灾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瞭望塔在全城星罗棋布、夜间巡逻严密监视，采取一切措施预防火灾。人们都预备着随时防火，并在起火的第一时间将其扑灭。十八世纪早期以前，耶尼切里士兵一直被当作消防员使用，直到一位法国工程师发明图兰姆巴（消防车）在灭火方面非常有用，政府组建了一个由耶尼切里组成的图兰姆巴敖卡奇（消防部队）。直到1826年，耶尼切里被摧毁，图兰姆巴敖卡奇也被解散。城中的每一个马哈勒（街区）都组成了自己的图兰姆巴部队。十九世纪的时候，街区的图兰姆巴部队的模式已经非常成熟，有自己风格的服装、特殊的信号语言以及社会地位。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图兰姆巴组织，由三十，甚至有时候六十或七十人组成。他们由经历火灾的人家或者被火灾威胁过的人家供养。他们的工作就是从一场火灾赶往另一场火灾，负责将大火扑灭。

览古今中外，很少有一座城市能拥有伊斯坦布尔这样传奇、多元、缤纷的历史。有关这座城市的生命故事，恐怕是一座图书馆也难以涵盖全部，面面俱到地讲述这座城市的所有历史是办不到的，但作者仍为我们勾勒出一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市井轮廓，给读者以追思想象的空间。这本书打破以往的历史偏见，引导读者一边阅读和领略，一边深入思考一座千年古都的荣耀与忧伤。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64077




上一条：The unlikelihood of a US-China decoupling

下一条：Rajiv Ranjan | Impact of COVID-19 on Migrant Labourers of India and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