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纳卡，一座建在外高加索的纸牌屋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 2020-09-30 16:26

作者：李鑫均

9月27日，沉寂了四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战火再次被引燃。根据已经公开的伤亡人数和曝光的武器装备投入情况，交战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相继宣布国家进入战时紧急状态，亚美尼亚甚至禁止18-55周岁的男性公民出境。局势似乎正在朝升级的方向发展。

当全球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世界两大经济体的摩擦上时，纳卡冲突的斡旋方案似乎没有像往常一样及时到来。不论是福山有关“历史终结”的侃侃而谈，抑或是韦维尔那句拗口的“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都好像一直强调只有西方价值观才具有世界的普适性。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背后却是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纳卡冲突等诸多血淋淋的现实。

历史的旧账

纳卡问题，就其自身而言，是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结合体，简单来说就是亚美尼亚基督徒和阿塞拜疆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一般情况下，相同的民族和宗教，总会或多或少地相互亲近，这种亲近会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层面的扩大，是大多数主权国家所无法抵御的诱惑。因此，炒作民族与宗教问题，也就成为一些国家的惯用伎俩。

苏联时期，虽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莫斯科的纳卡问题解决方案均有微词，但在苏联的绝对力量面前，两国也都是敢怒不敢言。阿富汗战争之后，苏联实力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式微，亚阿两国积怨已久的矛盾最终在1991年集中爆发，演变为两国间的全面战争。1994年5月，亚阿两国在比什凯克缔结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小规模冲突仍持续不断。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莫斯科在1921年决定将纳卡地区划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应该有充足时间和实力来解决日后成为火药桶的纳卡问题。也许是莫斯科低估了纳卡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也许是莫斯科出于对抗美国“桥头堡”土耳其的考量，纳卡问题一再被搁置，最终成为外高加索地区有名的“定时炸弹”。

地缘政治新角力场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此时的土耳其因为国力逐渐强盛，已经不满美国对其“战略支轴”的定位，认为自身已经基本具备了地区大国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泛突厥主义”气息浓厚的“欧亚主义”被土耳其摆上了“货架”。土耳其一边宣扬“同一个宗教、同一个民族”，一边加紧以经济援助方式拉拢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谋求一个“战略棋手”的位置。当然，这一战略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宗教影响力还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土耳其都显得有些过于自信，忽略了其与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差距。中亚五国在独立之后，亟待解决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土耳其的经济体量显然无法承载这样庞大的地理范围，仅仅依靠语言、宗教和民族的口号，显然已经落后于时代。

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仍然是世界性大国，在整个中东、中亚地区也拥有足够的发言权。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中亚五国虽然已经独立，但依然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特例，就是阿塞拜疆。回溯历史，阿塞拜疆第一任总统拉苏尔扎德曾经表示，阿塞拜疆国旗上的蓝色代表土耳其民族特性，绿色代表伊斯兰教，红色代表现代化和改革。也就是说，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元气的逐渐恢复，不论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还是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都给北约上了生动且难忘的一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北约加大了在外高加索的投入，东扩迹象明显。先是2009年暗示支持阿塞拜疆加入北约，后是在2019年表示希望格鲁吉亚早日加入北约，再是2020年2月邀请刚刚购买了俄制苏-30SM战机的亚美尼亚参加北约“高贵伙伴”军演，北约的这一连串动作，将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外高加索三国悉数囊括在内。其目的不言而喻，北约将打造一个现代版的抗俄“桥头堡”。

那么，现在的北约还是当年的那个北约吗？先有2018年军事演习中将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作为假想敌的“乌龙”事件，后有特朗普向北约成员国索要巨额经费，再有土耳其与同是北约成员国的希腊、法国、意大利因为地中海油气资源不惜军舰对峙。当这些碎片整合到一起的时候，不难发现，纳卡问题的再次爆发，有可能会转移局部地区的矛盾焦点，其他冲突各方不排除借此机会“顺坡下驴”的可能，尽可能维系当前不怎么可靠的盟友关系。

新冠疫情的非典型影响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更多的掺杂了人为因素。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估算，居于纳卡冲突旋涡中心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GDP增长率分别为-2.2%和-1.5%。两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40119和49901例，分别占两国人口总数的0.4%和1.6%。对这两个人均收入偏低的国家来说，虽然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不是毁灭性的，但从两国的经济结构来看，两国大部分都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所以，新冠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人类历史上，“转移国内矛盾”已经不是一个新词。不同国家转移矛盾的具体做法略有不同，诉诸武力却是一个公认的简单且有效的方法。

9月26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分别是128例和328例。就两国国土面积和人口密度而言，这样的单日增长量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局面。但在两国的手边，正好存在一个历史久远的“火药桶”，任何一方只要不经意地触碰，就会立刻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再将视线移到域内地区大国土耳其，其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为314433例，26日单日新增确诊1467例。显然，土耳其政府也在承受着较大的国内舆论压力，所以才会有猜测认为，土耳其在西地中海争夺油气资源的武装行为，只不过是因为新冠疫情提前了一些而已。

两边点火还是贼喊捉贼？

9月27日发生冲突之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且都动用了重型武器，造成了上百人的伤亡。这种情况在之前也曾发生过，但在这次冲突过程中使用了无人机，这一细节值得细细体会。

据悉，亚阿双方使用的无人机均为以色列产品，不论是Hermes 900，还是Orbiter-2、Orbiter-3，本身只具备侦查能力。冲突发生之后，俄罗斯、欧盟及美国都呼吁亚阿双方保持克制，只有土耳其选择支持阿塞拜疆，并承诺为其提供旗手BT2型察打一体无人机。

根据已披露的数据，旗手BT2无人机作战半径为150公里，具备24小时滞空侦察打击能力，最大航程为4040公里。也就是说，一旦土耳其真的交付这种武器给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将毫无空中优势可言。但问题是，土耳其此举真的是为了支持盟友吗？

如果在地图上描摹这一地区石油天然气管道的分布，至少有三条油气管道都在旗手BT2的作战范围之内，分别是塔纳普天然气管道、阿塞拜疆天然气管道和伊朗—土耳其东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这些管道都是土耳其和欧盟赖以生存的能源和经济生命线，且在地理上都非常“巧妙”地避开了亚美尼亚。从土耳其的角度出发，不久之前刚刚在地中海与法、希、意对峙，随即在东边的纳卡地区就爆发了四年未曾发生的激烈冲突。单就时间节点而言，未免有些过于巧合。此时再来看土耳其主动提供旗手BT2察打一体无人机这件事情，可能并不仅仅是支持盟友这么简单，因为在支持方式和物资选项中，本来还有更多的地面武器或是后勤物资备选。

自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关闭与亚美尼亚的陆地边界线之后，亚美尼亚几乎处于被土耳其经济制裁的局面。所以，为了预防本就遭受着“制裁”的亚美尼亚在新冠疫情打击下作出出格行为，为油气管道加一道保险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另一方面，在西地中海对峙仍存在局势升级可能性的情况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战术威吓意图，也未必不在土耳其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油气管道的运营及维护毕竟大部分由土耳其掌握，在哪一个节点采取行动才可以以最小代价换取欧洲在西线的让步，这种可能未必不存在。毕竟，一旦察打一体无人机真的执飞，在纳卡冲突不降温的情况下，很多可控的因素或许都可以变成不可控因素。

观察以往两次较大规模的纳卡冲突，一次发生在2014年7月，另一次发生在2016年4月。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密切关系此时毋庸赘言，前两次冲突发生的时间点，与土耳其国内大型政治事件的时间点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暧昧。2014年是土耳其历史上首次全民直选总统的选举年，选举日期是当年8月10日，埃尔多安通过对纳卡问题的斡旋，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最后他以51.71%的得票率当选。2016年4月纳卡冲突后不久，土耳其就发生了至今仍难下定论的“七一五政变”，这场政变为摇摇欲坠的正发党支持率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值得注意的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沿线参与国。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两国更应该以人民福祉为前提，积极接受明斯克小组的调解回归和平，一道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使命和责任，而不是在“民主”“自由”的谎言下重复上演百年来的仇恨和悲剧。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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