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盛：苏莱曼大帝的“武功”与“文治”

来源：《文史天地》2020年06期

作者：李宁，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间长达6个世纪，其内政外交和兴衰荣辱一直是学者笔下的重要题材。苏莱曼一世之前的几位素丹雄才大略，继位前多有在地方行省担任总督进行锻炼的机会，能够在掌握权力后励精图治，不断向外拓展帝国的版图。苏莱曼一世去世之后，奥斯曼帝国几乎停下了扩张的步伐，勒班陀战役的失利打破了奥斯曼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围攻维也纳失败后签订的《卡洛维茨条约》，更是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哈布斯堡王朝近两百年的军事压迫，表明帝国征伐的脚步已确实到了极限。

作为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拐点，苏莱曼一世因其文治武功而得享“大帝”之称呼，算得上名垂史册。苏莱曼于1494年出生，父亲是塞利姆一世，母亲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公主。1520年，塞利姆一世去世后，苏莱曼一世顺利继承素丹之位，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如其先辈们一样，苏莱曼一世在继位之前，也曾在卡拉西撒、博卢、卡法、埃迪尔内、马尼萨和伊斯坦布尔等地方任职，这为他后来治国理政和开创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莱曼大帝开创的盛世之盛，不仅在于“武功”，也包括他的“文治”。作为“征服者”，他纵横欧亚非三洲之地，在地中海世界所向披靡；作为“立法者”，他重视立法，编纂的成文法典不仅是奥斯曼帝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也是奥斯曼土耳其法制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进步都有重要意义。作为“诗人”，他所写的爱情诗不仅感动了妻子许莱姆素丹，也推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文学和史学进入黄金时代；作为“君主”，他所推行的管理模式、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极大地提升了帝国国力，吸引大批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治下的臣民们生活幸福，文化艺术发达，堪称伊斯兰世界的盛世。

一、“征服者”与对外扩张

继承父业后的苏莱曼一世重视人才，身边聚集了伊斯兰教法学家易卜拉欣·哈莱比、伊斯兰大教长艾布·苏德·艾芬迪、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艾哈迈德帕夏（后在埃及行省发动叛乱）、吕菲特帕夏、建筑师希南、诗人阿卜杜勒、维西和涅非、历史学家拉马赞、哈利菲等人。此外他还提拔了一批奴隶和家臣出身的官员。这些人对素丹忠诚可靠，能够贯彻素丹的执政理念，有能力协助他治理好国家，也为他的南征北战奠定了基础。

△1566年奥斯曼帝国的版图

作为“征服者”，苏莱曼一世经常披坚执锐，御驾亲征，其兵锋所指，往往所向披靡。1521年，在镇压大马士革叛乱以后，苏莱曼开始完成其祖父穆罕默德二世的未竟事业——消灭匈牙利人，打开帝国向欧洲内陆扩张的通道，同年8月，欧洲重镇贝尔格莱德陷落；1522年，为了解除海盗活动对奥斯曼帝国的困扰，苏莱曼一世派遣战舰进攻罗德岛，同时亲率大军反方向包抄，经过5个月大战后，迫降长期占据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保障了帝国东地中海的安全；1526年，苏莱曼一世与匈牙利王国重启战端，在莫哈奇战役中大败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横扫匈牙利平原，将国境线逐渐向北推进；1529年，苏莱曼一世率军占领布达，兵围维也纳，震惊欧洲；1532年，奥斯曼帝国再次围攻维也纳，但因天气恶劣、士兵厌战等原因，军队未到城下就撤兵了；1534年，苏莱曼一世任命大维齐帕尔加勒·易卜拉欣帕夏进攻什叶派萨法维王朝，攻克比特里斯，占领波斯故都大不里士，开启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波土战争；同年，他与易卜拉欣帕夏会合后，攻克伊拉克，占领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1535年后，苏莱曼一世任命巴巴罗萨（红胡子）雷海丁帕夏为帝国舰队总司令，重建奥斯曼帝国海军，后者在三年后大败西班牙舰队，奥斯曼人开始称雄地中海世界；1541年，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人再起争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战败后被迫签订和约，通过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缴纳费用来换取苏莱曼一世对他控制部分匈牙利领土的认可；1548-1549年，苏莱曼一世发动了对萨法维王朝的第二次战争，夺取了凡城和格鲁吉亚的部分要塞；1553年，奥斯曼帝国发动了第三次对波斯的战争，苏莱曼一世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上游，重新占领埃尔祖鲁姆，次年双方签订协议，奥斯曼人将大不里士交还萨法维王朝，获得巴格达以及两河流域下游、波斯湾等部分地区；1560年，奥斯曼军队全歼进攻的黎波里的西班牙远征军，占领了阿尔及利亚等地。1566年，苏莱曼一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年过七旬的他再次出征匈牙利，但不幸病逝于行军途中。

△苏莱曼大帝，背景为苏莱曼尼耶清真寺

通过征战，苏莱曼一世成功将高加索山脉以南、东南欧的一部分、北非地中海沿岸以及两河流域纳入帝国版图，国家人口增长了一千多万，奥斯曼帝国也因此成为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的伊斯兰国家。苏莱曼一世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征服者”，被欧洲人冠以“苏莱曼大帝”的称号，赫赫“武功”让他成为伊斯兰世界当仁不让的领袖。

二、“立法者”与法典编纂

奥斯曼人能够将一个弱小的草原公国发展成为世界性帝国，必然与其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关系密切。苏莱曼一世及其之前的素丹们，大多能征善战，为奥斯曼帝国打下了万里疆土。但随着不断扩张，奥斯曼帝国内部也逐渐面临一系列问题：征服后的领土如何治理；将几十个少数民族变成帝国臣民后，如何处理信仰和族属带来的问题；帝国在新征服地区设置的临时机构中出现的徇私舞弊现象怎么解决；新旧法规内容交错，土地制度和收税方式混乱不堪等，都需要新继位的素丹进行解决。苏莱曼一世继承皇位时，拥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天然优势。首先，塞利姆一世只有他一个儿子，因此他不需要像祖辈们一样争夺皇位，从而能够将心思放在治国理政上；其次，他少年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推崇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重视保障生命和财产，尊重个人信仰自由，同时还有治理地方的经验；第三，塞利姆一世为他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即此时奥斯曼帝国已有一套运行良好的官僚机构，有一批能够协助治理朝政的能臣干吏；第四，在奥斯曼帝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法学派是哈乃斐学派，受该学派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整体环境比较宽容，拥有大批法学人才等。

出身于叙利亚的伊斯兰教法学家易卜拉欣·哈莱比，颇受苏莱曼一世的信任和赏识，主张编纂的法典应与沙里亚法以及哈乃斐学派思想契合，以便确立法典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他主持编纂的《群河总汇》（1530年）是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较为完备的法典，内容涵盖了民事、刑事、宗教、司法和行政等多个领域，颁布后既被法官审判时援引，也是法律学校的官方教材。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和杰拉扎德·穆斯塔法编纂的《埃及法典》（1532年）体现了苏莱曼一世的执政理念，强调了素丹权力来源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主张维护公平与正义，为奥斯曼帝国稳定艾哈迈德帕夏叛乱后埃及的混乱局面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维护了帝国在埃及的统治秩序。由大维齐吕菲特帕夏主持编纂的《苏莱曼刑法典》（1541年）是在参照穆罕默德二世时期的刑法典的基础上完成的，完善了奥斯曼帝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为刑事审判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苏莱曼法典》（1566年）是由大穆夫提艾布·苏尤蒂主持编纂的成文法典，对帝国的采邑制度、土地制度、非穆斯林的社会地位等做出详细规定，突出了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地位和作用，划定了行省和桑贾克的范围，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管理体系。此外，《奥斯曼皇家法典》《桑贾克法典》和《律书》等作为帝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与补充，同样注重强化素丹本人的正统地位，以及伊斯兰法律法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在苏莱曼一世执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立法活动一直在不断进行着，并没有因为对外战争等因素而终止。这些法律法典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秩序，缓和了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化解了因征服扩张而不断积累的社会危机，梳理了奥斯曼帝国的地方治理体系，有效地巩固了素丹的个人权威及其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这些法律文书经过不断地修订和汇编，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它们既是历代奥斯曼帝国法律学者智慧的结晶，也是奥斯曼帝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更是我们了解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材料。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不仅奠定了奥斯曼帝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财富。

三、“诗人”与诗、文学和史学

威尼斯驻奥斯曼帝国的公使巴尔托洛梅奥·孔塔里尼这样描述苏莱曼一世：“他25岁的年纪，身材高挑而硬朗，外表柔弱，颈部稍长而面容瘦削，长着一副鹰钩鼻，留着一簇小胡子，尽管脸色略显苍白，但却神采奕奕。他被誉为英明之主，好学之士。”这样的素丹形象，很难让人将他想象成一位军事奇才，反而给人一种温润如玉的君子和绅士印象。事实上，从后人的评价中也不难看出对他的褒扬与赞赏。史学家金罗斯男爵如是记载道：“苏莱曼和他的先辈们一样，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与先辈们所不同的，是他的文治同样煌煌。他是伟大的立法者，在臣民眼中他是卓然高尚的君王和宽宏正义的化身。”之所以对苏莱曼的“文治”有如此高的评价，不仅是因为他主持编纂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法典，也是由于他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开启了奥斯曼帝国软实力发展的黄金时代，土耳其人在文学、史学和哲学等领域的成就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古典诗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苏莱曼一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从小酷爱文学的他，对诗歌更是情有独钟，曾以笔名穆黑比（muhibbi，意为“爱人”“情人”）为妻子许莱姆素丹写下了不少爱情诗。他的诗歌多是以波斯语和奥斯曼语写作，叙述生动，充满了激情和想象力，具有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融合后的独特风格，表达了他对真主的敬畏、赞美和他对臣民们关爱与善意，如“人们以为财富和权力是至上的天道，但在这世上健康的魔法才是最好的国朝。人们所说的君权只是世俗的吵闹和不断的征讨；崇拜真主才是至尊的宝座、最幸福的财宝”。甚至“每个人的归宿都一样，但故事的版本却多种多样”等诗句还成为了土耳其的谚语。除了自己写诗外，苏莱曼一世还经常资助其他的诗人，正如学者吉布所言：“没有一个时期，甚至在现代土耳其，对诗歌的鼓励比这位素丹即苏莱曼大帝在位时更多。”穆罕默德·阿卜杜尔·巴基是这一时期极富盛名的诗人，早年为什叶派，是巴格达乌莱玛阶层中的一员，后来改宗逊尼派，得到了苏莱曼一世的资助与赞赏，称其为“奥斯曼帝国的诗人之王”，他的诗歌常以大自然和爱情为主题，描绘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和社会上层的悠闲生活，语言淳朴，感情真挚，对奥斯曼帝国的诗歌发展影响很大。除了素丹的宫廷以外，奥斯曼帝国还有许多民间诗人，他们创作的诗歌也受到了民众的喜爱。

诗歌的繁荣是整个奥斯曼帝国文学和史学等学科进步的缩影。16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的政局并不稳定，普通民众时常生活在战争和劫掠的恐惧之中，社会文化方面的成就也不突出。苏莱曼一世执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统治着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其文学、文化和文明也开始进入了成熟期。巴基和富祖里便是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的两位代表，前者的成就除了诗歌以外，最有名的作品便是为苏莱曼大帝所写的悼词；后者被阿塞拜疆人视为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作品是《莱衣拉与梅吉农》。在苏莱曼一世去世后，尽管奥斯曼帝国国力开始衰退，但是文学的发展并未立即停滞，其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

虽然有学者认为奥斯曼帝国征服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后，阿拉伯史学坠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衰落期，但仍有部分阿拉伯史学家，如伊本·突伦、古特布丁·纳哈拉瓦尼、艾哈迈德·马格里、穆尔台迪·扎比迪等留下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籍。就官方史学而言，由后人根据苏莱曼一世的日记编撰的《战争日录》，是我们了解苏莱曼征服四方的重要史料；穆斯塔法·杰拉扎德的《治国境界与原则的尺度》记载了苏莱曼大帝的重要活动，以及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阿里夫的《苏莱曼之书》则侧重于记录1520年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主要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四、百花齐放的盛世之盛

国力鼎盛，为苏莱曼一世执政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素丹本人既会写诗，也崇尚文学艺术，因而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里供养着数十位艺术家和能工巧匠。

出生于小亚细亚的艾哈迈德·卡拉西萨里便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年轻时曾在伊斯坦布尔求学，后来成为苏莱曼一世的御用书法家。其作品灵动飘逸，自成一派，对后世影响颇大。沙赫·库里是当时的宫廷画师，出生于大不里士的他投奔素丹之后，便受到重用，其作品《龙》等流传至今。起源于大草原的奥斯曼人既骁勇善战，也能歌善舞。他们的舞步优雅端庄，处处体现着民族的尚武精神。很多舞蹈即使不属于战争题材，但舞蹈者总是选择身披甲胄、腰束皮带、足蹬马靴，同时佩戴短剑、盾牌等饰物，因而极具民族特色。

被称为“卡拉格兹”的皮影戏，形成于奥斯曼帝国初期。自诞生之初便与伊斯兰宗教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是奥斯曼帝国每年割礼节和斋月必备的文化活动。皮影戏演出时，需要挂一幅白色幕布，再在一定距离放置灯具，然后在幕布与灯火之间进行表演。道具多是用牛皮、驴皮和骆驼皮等材料绘成绅士、舞女、烟鬼和小矮人等各种图案后裁剪而成的卡片，剧情多是劝善惩恶的说教，或者反映奥斯曼帝国的家庭生活。皮影戏最初仅在素丹的王宫、帕夏的府邸以及咖啡馆、酒馆等封闭的空间里进行表演，后来也能够在公园、乡间等户外场地演出，观众则主要是来自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奥斯曼男性。

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不同类型的手工艺品同样享有盛誉。小亚细亚的伊兹尼克既是拜占庭时代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彩陶制作中心。苏莱曼一世和皇后许蕾姆素丹、大维齐鲁斯坦帕夏等人对于瓷器的喜爱，让伊兹尼克陶器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产品类型涵盖了餐饮器具、装饰摆件和灯饰等多个门类，广泛运用于清真寺和皇宫等大型建筑场所，甚至一度出口欧洲，远销海外。此时，奥斯曼帝国的纺织业也极为发达，各式地毯和挂毯上绣着精美的图案，纹饰充满了典型的伊斯兰艺术风格，高端丝织品更是深受达官贵人的喜爱。

禁卫军出身的科查·米马尔·希南是与米开朗琪罗齐名的艺术家，也是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为了炫耀统治的威力，树立伊斯兰保护者的形象，苏莱曼一世下令修建了一系列大型工程与建筑，其督造者多为希南。1550—1558年建成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规模宏伟壮观，雕饰绚丽多彩，造型别具一格，整座建筑除了清真寺本身之外，还包括学校、医院、救济院、客栈和商店等。此外，希南为苏莱曼一世的爱女米赫丽玛修建的清真寺、为许蕾姆素丹建造的公共浴场、为宗教领袖阿布修缮的墓塔，以及在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和麦加等地修建的宣礼塔苦修院和清真寺等都是奥斯曼帝国建筑艺术的杰作。

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独一无二的盛世。在他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渐衰落，继位的素丹再也难以维持这种盛世之盛。虽然帝国在20世纪才最终瓦解，但伊斯兰世界再也难以找出哪个时代，能像苏莱曼统治时期那样群星璀璨和百花齐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