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帝国与帝制:张鸣教授的见解

创建时间:  2017-04-24     浏览次数:


帝国与帝制:张鸣教授的见解


我和张鸣先生一样,是大学教师,不过,张鸣是名校的教授,我是普通院校的教师,年龄相差十余岁。张鸣教授出版了40多本书,我出版的书还不到10本。从未和张鸣见过面,但我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大多来自张鸣的书和文章。

  

   说起来惭愧,本科阶段学的是历史,对晚清民国的历史却知之不深。我记得,三十年前我就读的那所大学实力强的是周秦史、唐史、历史地理。这几个方向的教授、副教授多,开出很多选修课,我学得很用心。中国近代史的教师少,也没有选修课,只有中国通史的近代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无产阶级的诞生”,这些内容,高中已经学过了,大学老师再讲一遍,没有历史细节,枯燥乏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当教师,接受领导的安排,讲世界史。此后,读硕士读博士的专业是世界史,选择新的工作单位,也是当世界史教师。

  

   一直想着补中国近代史的课,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当我的研究方向渐渐固定,限于世界近代史范围之后,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但花较短的时间去补课,翻阅档案材料来不及,读那些高头讲章的大部头专著也不是办法,于是就定了基调:先找好读的书。我读的第一本张鸣的书是《乡土心路八十年》,其后接着读了《武夫治国梦》、《北洋裂变》、《历史的底稿》、《辛亥:摇晃的中国》等。自从网络上有了博客,我找到张鸣的博客,跟着博客一篇一篇往下读。因为要挤时间阅读,我打开电脑后,一上网就直奔“张鸣的博客”,或者在关电脑前浏览一下“张鸣的博客”。

  

   读张鸣的博客时,我看到了他的邮箱,便不揣冒昧给张鸣教授写过邮件,很快收到他的回复。后来也联系过几次,渐渐就不写了。一是自己太忙,二是不知该谈哪些内容好。毕竟研究领域不一样。我记得,张鸣博客中有一篇《这个创疤揭不得》,我认为张鸣把那场政治运动说穿了、说透了。我赞同张鸣的看法。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文章车载斗量,既有让人激愤的文字,也有让人掉泪的文字,还有令人深思的文字,但读完之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似乎没有说到病根上。即使有的学者把它上升到民族劣根性、集体无意识,还是觉得没有抓住关键。经张鸣一说,问题就清楚了。

  

   在张鸣的所有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现代化视野里塌陷的乡村世界》。虽然我的注意力在外国历史,但我出生于中国西北农村,张鸣探讨的那些事情,正是自己忧虑的。结合《乡土心路八十年》一书的观点,使我对农村社会有了深刻认识。百年前的农村,百年后的农村,到底发生可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前我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

  

   张鸣的著作中,《重说中国近代史》是分量很重的一本。这本书是张鸣近代史研究的汇总和观点的浓缩。书里探讨近代史的大问题,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北洋政府、五四运动,全部涵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经张鸣教授“重说”,豁然开朗。不能说张鸣对每一个问题都讲得多么深刻,但张鸣着力探讨过的问题,都非常透彻,不服不行。教科书怎么说的,其他专家们怎么说的,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清晰明快,一目了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张鸣总结中国人对待近代史的三种心态,二是中西两种体系的差异及其碰撞,还有关于“中国的抵抗”。我记得张鸣在其他文章中也提到过,但放在《重说中国近代史》的开头,效果不一样。既是总纲,也是“导游词”。比如,学习西方,总是“想抄近路”;又如,反抗的过程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改革和抵抗的本质。书中有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话,也是发人深思的,例如他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此外,他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看法,叙述很简练,分析很到位,让人暗暗叫绝。

  

   张鸣教授的研究,帝国和帝制是绕不过去的,他在不同的文章和著作中都有论述。不过,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是《共和中的帝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和《帝国的溃败》(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两书。

  

   《共和中的帝制》是研究张勋复辟的专题著作,以细节见长。

  

   关于张勋复辟,已有的“定论”是:封建军阀开历史倒车,却没有成功,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张鸣质疑“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之说。《共和中的帝制》就是通过“张勋复辟过程”把这一个并不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细节展现出来。民主共和真的深入人心了吗?未必。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枪有权的人要复辟,民主能挡得住吗?挡不住的。历史上民心思和的时候,军人要打仗就打起来了,而且规模不小。把民国时期的两次复辟放在一起看,操盘的“民意论者”实行复辟是着眼于国情—— “喜欢帝制的国民情意”,而不是共和的诉求。

  

   如果说民心向着共和,袁世凯称帝、张勋抬出废帝,应该有老百姓强烈的反抗。事实呢,非但没有底层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听说“皇帝又来了”还挺高兴。尤其张勋复辟,当时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倒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说到底,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忽然变成共和制,皇帝没有了,民众会感到无所适从。更何况,搞共和制的人搞得不好(或者说根本不会搞共和制),导致举国上下一片混乱。

  

   张鸣在这本专著中,对“两次复辟”提出的基本见解是:(1)以往对两次复辟先做道德批判,预定为“反动”,这样虽然很省事,但不利于揭示事件真相。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被人们简单化了。(2)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尝试。“张勋复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当然,都是干了一件大蠢事。”(3)两次帝制复辟失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危机,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了激进方式。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药方与前清遗老们的相反。(4)草根民众未经动员,在政治事件中只能当看客,是麻木的看客。因此,决定政治事件成败的关键在上流社会,尤其在精英层的态度。清末新政后,社会已经是城市决定乡村,初步进入了纸媒时代。新人物不会容忍中国再出一个皇帝。遗老们自以为代表民意,但进入民国后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弱。(5)接连两次帝制的尝试失败后,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这个幽灵比帝制本身更可怕,像一只无形的手,拖着历史往专制、独裁方向走。

  

   张鸣《帝国的溃败》是一本文集,其中许多文章是专题论文,也有随笔和短论,题材较广。虽然清帝国是主要论题,但涉及自秦始皇以来的帝国历史,最后一部分还论及当代社会的问题。也许是和自己研究的“奥斯曼帝国”有可比性,我读张鸣的这本书次数较多。张鸣的主要观点,大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

  

   关于帝国溃败的原因。张鸣的观点是:“帝国溃败”两个原因,一是对内的养人官僚制度,二是对外怀柔的天下体系。传统帝国积重难返。具体而言,自太平天国之后,清朝政府经历了一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手里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中央权力弱化,满族人的权力弱化。偏偏满族权贵们搞皇族内阁,盲目集权的举动不得人心,让原本支持立宪的地方乡绅,站到革命党一方。

  

   关于传统官僚制度的“特性”。因为张鸣教授的观点是“帝国的溃败与帝国传统官僚体系绵延两千年的积习有关系”,解释传统官僚制度的特性,是必不可少的。张鸣指出: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支柱,但慢慢变成蛀虫和赘疣。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这样,机构就越来越膨胀,一方面,为了办事增加“临时工”,而且临时工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遇到急务就增设临时机构。随着形势变化,新设的机构没用了,但裁撤不了。或者,新机构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旧机构没用了,也裁撤不成。渐渐地,就叠床架屋。关键是,整个社会围绕“权力”构建,而“权力通吃”“窝里斗”“办事找关系”变成千年不变的游戏规则,深入国民性格,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养人的官僚制度下,改革是困难的。历代改革的失败主要是改革触动官吏的饭碗,所以改不成。官僚体制的巨大惰性,可以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它的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

  

   关于清末的社会状况。在张鸣看来,近代中国就是一个摇晃的状态(一直到今天还在摇晃)。清王朝延续天下体系的传统,优待外人、苛待自己的臣民。清末的一系列变故,终于让朝廷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但并没有看清这个世界。发动政变绞杀维新人士后,整个朝廷只剩下一种声音:主张封闭保守,盲目排外,没人敢和外国人接触。这种一边倒的态势下,顽固派大臣们抓住慈溪太后的软肋,一再强调洋人不希望她垂帘这个事实,拖着她一步一步走向跟洋人决裂的地步(《帝国的溃败》第78-79页)。清末新政应该是“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收权”举措,少不更事的载沣乾纲独断,大清的事业就砸在他手里了。

  

   关于近代的西化。张鸣指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表面看是不肯认输,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实际上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一种总是想走捷径、偷懒的惰性。这样的惰性不消解,换成什么制度都无济于事。近代以来的改革,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尝试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尝试美国式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都不成功,或者是没有认真去实践。

  

   最后,在“帝国的惯性”这部分,张鸣的文章涉及以下话题:(1)中国人为什么焦虑?因为没有安全感;政府、政策、法律都没有公信力。(2)中国人为什么浮躁?这跟政府的权力滥用有关。踏实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回馈;政府把所有场所都变成权力的角逐场。(3)中国人为什么不敬业?有国家,无社会,官场是核心。官场是缺乏敬业精神的场所,等级高的人,要求等级低的人服从,每个等级的人都把岗位当饭碗,混饭吃。(4)权力轻易地左右市场,左右经济走向。想发财或者发大财的人,走官道是最保险的,也是获利最丰的。人人都精明过头,争相攀附“权力经济”这棵大树。“帝国的惯性”这部分还涉及:能不能批评领导?什么是“正确的意见”?合作精神的缺失,习惯性撒谎,侥幸心理和猜忌,教育弊端等等。

  

   前不久看到《退休之际的废话》,得知张鸣教授要退休了,也就是说,岗位上的任务没有了。但他还会继续思考和写作。引起我注意的是,张鸣教授还有一些书没出版(写了50多本,出版了40多本)。也许,没有出版的书很珍贵呢。我在期待他那些书变成公开出版物,让我们一睹为快,也期待他今后不断展现他新的思考。


【爱思想网】2017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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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帝制:张鸣教授的见解


我和张鸣先生一样,是大学教师,不过,张鸣是名校的教授,我是普通院校的教师,年龄相差十余岁。张鸣教授出版了40多本书,我出版的书还不到10本。从未和张鸣见过面,但我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大多来自张鸣的书和文章。

  

   说起来惭愧,本科阶段学的是历史,对晚清民国的历史却知之不深。我记得,三十年前我就读的那所大学实力强的是周秦史、唐史、历史地理。这几个方向的教授、副教授多,开出很多选修课,我学得很用心。中国近代史的教师少,也没有选修课,只有中国通史的近代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无产阶级的诞生”,这些内容,高中已经学过了,大学老师再讲一遍,没有历史细节,枯燥乏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当教师,接受领导的安排,讲世界史。此后,读硕士读博士的专业是世界史,选择新的工作单位,也是当世界史教师。

  

   一直想着补中国近代史的课,却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当我的研究方向渐渐固定,限于世界近代史范围之后,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但花较短的时间去补课,翻阅档案材料来不及,读那些高头讲章的大部头专著也不是办法,于是就定了基调:先找好读的书。我读的第一本张鸣的书是《乡土心路八十年》,其后接着读了《武夫治国梦》、《北洋裂变》、《历史的底稿》、《辛亥:摇晃的中国》等。自从网络上有了博客,我找到张鸣的博客,跟着博客一篇一篇往下读。因为要挤时间阅读,我打开电脑后,一上网就直奔“张鸣的博客”,或者在关电脑前浏览一下“张鸣的博客”。

  

   读张鸣的博客时,我看到了他的邮箱,便不揣冒昧给张鸣教授写过邮件,很快收到他的回复。后来也联系过几次,渐渐就不写了。一是自己太忙,二是不知该谈哪些内容好。毕竟研究领域不一样。我记得,张鸣博客中有一篇《这个创疤揭不得》,我认为张鸣把那场政治运动说穿了、说透了。我赞同张鸣的看法。几十年来,关于“文革”的文章车载斗量,既有让人激愤的文字,也有让人掉泪的文字,还有令人深思的文字,但读完之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似乎没有说到病根上。即使有的学者把它上升到民族劣根性、集体无意识,还是觉得没有抓住关键。经张鸣一说,问题就清楚了。

  

   在张鸣的所有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现代化视野里塌陷的乡村世界》。虽然我的注意力在外国历史,但我出生于中国西北农村,张鸣探讨的那些事情,正是自己忧虑的。结合《乡土心路八十年》一书的观点,使我对农村社会有了深刻认识。百年前的农村,百年后的农村,到底发生可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实质性的问题,此前我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

  

   张鸣的著作中,《重说中国近代史》是分量很重的一本。这本书是张鸣近代史研究的汇总和观点的浓缩。书里探讨近代史的大问题,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北洋政府、五四运动,全部涵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经张鸣教授“重说”,豁然开朗。不能说张鸣对每一个问题都讲得多么深刻,但张鸣着力探讨过的问题,都非常透彻,不服不行。教科书怎么说的,其他专家们怎么说的,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清晰明快,一目了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张鸣总结中国人对待近代史的三种心态,二是中西两种体系的差异及其碰撞,还有关于“中国的抵抗”。我记得张鸣在其他文章中也提到过,但放在《重说中国近代史》的开头,效果不一样。既是总纲,也是“导游词”。比如,学习西方,总是“想抄近路”;又如,反抗的过程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改革和抵抗的本质。书中有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话,也是发人深思的,例如他说“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此外,他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看法,叙述很简练,分析很到位,让人暗暗叫绝。

  

   张鸣教授的研究,帝国和帝制是绕不过去的,他在不同的文章和著作中都有论述。不过,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是《共和中的帝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和《帝国的溃败》(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两书。

  

   《共和中的帝制》是研究张勋复辟的专题著作,以细节见长。

  

   关于张勋复辟,已有的“定论”是:封建军阀开历史倒车,却没有成功,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张鸣质疑“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之说。《共和中的帝制》就是通过“张勋复辟过程”把这一个并不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细节展现出来。民主共和真的深入人心了吗?未必。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枪有权的人要复辟,民主能挡得住吗?挡不住的。历史上民心思和的时候,军人要打仗就打起来了,而且规模不小。把民国时期的两次复辟放在一起看,操盘的“民意论者”实行复辟是着眼于国情—— “喜欢帝制的国民情意”,而不是共和的诉求。

  

   如果说民心向着共和,袁世凯称帝、张勋抬出废帝,应该有老百姓强烈的反抗。事实呢,非但没有底层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听说“皇帝又来了”还挺高兴。尤其张勋复辟,当时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倒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说到底,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忽然变成共和制,皇帝没有了,民众会感到无所适从。更何况,搞共和制的人搞得不好(或者说根本不会搞共和制),导致举国上下一片混乱。

  

   张鸣在这本专著中,对“两次复辟”提出的基本见解是:(1)以往对两次复辟先做道德批判,预定为“反动”,这样虽然很省事,但不利于揭示事件真相。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被人们简单化了。(2)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探索中国道路的尝试。“张勋复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当然,都是干了一件大蠢事。”(3)两次帝制复辟失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危机,一部分知识精英选择了激进方式。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药方与前清遗老们的相反。(4)草根民众未经动员,在政治事件中只能当看客,是麻木的看客。因此,决定政治事件成败的关键在上流社会,尤其在精英层的态度。清末新政后,社会已经是城市决定乡村,初步进入了纸媒时代。新人物不会容忍中国再出一个皇帝。遗老们自以为代表民意,但进入民国后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弱。(5)接连两次帝制的尝试失败后,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这个幽灵比帝制本身更可怕,像一只无形的手,拖着历史往专制、独裁方向走。

  

   张鸣《帝国的溃败》是一本文集,其中许多文章是专题论文,也有随笔和短论,题材较广。虽然清帝国是主要论题,但涉及自秦始皇以来的帝国历史,最后一部分还论及当代社会的问题。也许是和自己研究的“奥斯曼帝国”有可比性,我读张鸣的这本书次数较多。张鸣的主要观点,大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

  

   关于帝国溃败的原因。张鸣的观点是:“帝国溃败”两个原因,一是对内的养人官僚制度,二是对外怀柔的天下体系。传统帝国积重难返。具体而言,自太平天国之后,清朝政府经历了一个“散权”的过程:从满人手里往汉人手里散,从中央往地方散,中央权力弱化,满族人的权力弱化。偏偏满族权贵们搞皇族内阁,盲目集权的举动不得人心,让原本支持立宪的地方乡绅,站到革命党一方。

  

   关于传统官僚制度的“特性”。因为张鸣教授的观点是“帝国的溃败与帝国传统官僚体系绵延两千年的积习有关系”,解释传统官僚制度的特性,是必不可少的。张鸣指出: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支柱,但慢慢变成蛀虫和赘疣。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这样,机构就越来越膨胀,一方面,为了办事增加“临时工”,而且临时工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遇到急务就增设临时机构。随着形势变化,新设的机构没用了,但裁撤不了。或者,新机构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旧机构没用了,也裁撤不成。渐渐地,就叠床架屋。关键是,整个社会围绕“权力”构建,而“权力通吃”“窝里斗”“办事找关系”变成千年不变的游戏规则,深入国民性格,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养人的官僚制度下,改革是困难的。历代改革的失败主要是改革触动官吏的饭碗,所以改不成。官僚体制的巨大惰性,可以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它的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

  

   关于清末的社会状况。在张鸣看来,近代中国就是一个摇晃的状态(一直到今天还在摇晃)。清王朝延续天下体系的传统,优待外人、苛待自己的臣民。清末的一系列变故,终于让朝廷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但并没有看清这个世界。发动政变绞杀维新人士后,整个朝廷只剩下一种声音:主张封闭保守,盲目排外,没人敢和外国人接触。这种一边倒的态势下,顽固派大臣们抓住慈溪太后的软肋,一再强调洋人不希望她垂帘这个事实,拖着她一步一步走向跟洋人决裂的地步(《帝国的溃败》第78-79页)。清末新政应该是“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收权”举措,少不更事的载沣乾纲独断,大清的事业就砸在他手里了。

  

   关于近代的西化。张鸣指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表面看是不肯认输,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实际上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一种总是想走捷径、偷懒的惰性。这样的惰性不消解,换成什么制度都无济于事。近代以来的改革,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尝试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尝试美国式的总统制、法国的内阁制,都不成功,或者是没有认真去实践。

  

   最后,在“帝国的惯性”这部分,张鸣的文章涉及以下话题:(1)中国人为什么焦虑?因为没有安全感;政府、政策、法律都没有公信力。(2)中国人为什么浮躁?这跟政府的权力滥用有关。踏实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回馈;政府把所有场所都变成权力的角逐场。(3)中国人为什么不敬业?有国家,无社会,官场是核心。官场是缺乏敬业精神的场所,等级高的人,要求等级低的人服从,每个等级的人都把岗位当饭碗,混饭吃。(4)权力轻易地左右市场,左右经济走向。想发财或者发大财的人,走官道是最保险的,也是获利最丰的。人人都精明过头,争相攀附“权力经济”这棵大树。“帝国的惯性”这部分还涉及:能不能批评领导?什么是“正确的意见”?合作精神的缺失,习惯性撒谎,侥幸心理和猜忌,教育弊端等等。

  

   前不久看到《退休之际的废话》,得知张鸣教授要退休了,也就是说,岗位上的任务没有了。但他还会继续思考和写作。引起我注意的是,张鸣教授还有一些书没出版(写了50多本,出版了40多本)。也许,没有出版的书很珍贵呢。我在期待他那些书变成公开出版物,让我们一睹为快,也期待他今后不断展现他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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