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0日--10月7日在尼赫鲁大学短期交流访学总结

杨川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我已经结束了在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交流访学的三个月时间了。

说到来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交流访学，倒是我在上海大学读研期间向往已久的一件事情。原因也简单，我读的是世界史（全球问题研究方向），有幸跟着印籍导师郎荣吉（Rajiv Ranjan）老师学习。因此，索性也就把个人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南亚研究方面。不过，玉成此次赴印访学之行的重要支持者要数我在上大读研期间的中国籍导师郭长刚教授，他为我此次赴印访学前后多方筹划，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指导性意见。在此，我十分感激郭长刚老师的热忱帮助和郎荣吉（Rajiv Ranjan）导师的支持。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许多不期而遇的人，我相信，上述两位老师都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贵人。怀着心存感恩的心情，我不得不说，读研期间有此赴印交流访学之行的机会，我是幸运的并满怀愉悦之心及感激之情的。当然，我也要感谢我读研所在的学校上海大学，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上海大学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为我们在校的每一位莘莘学子提供知识的深厚土壤和升华远航的各种机会。

（笔者在尼赫鲁纪念图书馆查阅资料留念）

我是2018年7月10日上午，从上海虹桥机场乘机飞至广州白云机场，然后又转机飞到新德里英迪拉国际机场的。（上海飞德里有直达飞机，我是预计抵达德里的时间考虑，故选择转机）由于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时，飞机已经晚点起飞，到新德里上空飞机也盘旋延误了一点时间，所以真正到达英迪拉国际机场的时间也比预计到达时间晚了40分钟左右。再者，我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出行，且是首次离境，多少还是有些忐忑的。在英迪拉国际机场时听到同行下飞机的人中有几个中国人，而且还带着故乡的乡音，顿时倍感亲切。大家彼此边走边聊了几句，一起到机场出口大厅办理入境登记。当我办完入境登记，准备去拿行李的时候，毕竟人生地不熟，还是有些茫然失措的，但我很幸运的是，我要在印度的国土上感谢的第一个印度人便出现了。一个印度女孩儿，大概来自印度东北地区，从容貌上来辨认，与中国人几乎一样。其实，我们在白云机场排队登机的时候，前后挨着，闲谈过两句，我一直以为她是中国人，大概也是赴印交流访学的。就在我东张西望之际，这个印度女孩儿很热情的走过来帮忙指引着我去取行李的转台处。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印度人，在中国南京大学读博士，此次回新德里是为了一个实习工作的缘故。她的中文极好，再加上她的容貌与中国人相仿，的确很难让人一下子辨认出她是一个印度人。当然。这也源于我对印度人的不了解，后来，在新德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再惊讶那些貌似中国人的印度人了。印度人，单就肤色而言，白黑棕黄皆有之，尤以棕褐色者居多，但又不似棕熊的颜色那么深，浅褐色一点的多些。要想严格的说清楚他们的各色人种，我觉得是需要有专门著述来解释的，我个人很难解释的特别准确。南亚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绝非浪得虚名，高矮胖瘦，白黑棕黄，一应俱全。当我到达机场出口处的时候，郎荣吉（Rajiv Ranjan）导师和尼赫鲁大学的霍师兄（尼大国际关系博士在读，中国籍）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很感谢他们早早的热情等候，简单寒暄一番，便一起乘郎荣吉（Rajiv Ranjan）老师的私家车回到了我提前在新德里预定好的住处。英迪拉国际机场号称世界机场排名第三，具体怎么排的暂且不论，不过，相对于我在新德里去过的其他地方而言，这个机场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在乘车返回我住处的路上，借着茫茫夜色的掩护和昏昏暗暗的路灯的指示，我大概看到了模糊的新德里，不甚清晰却无比真实。这与我乘机在新德里上空盘旋的时候所看到的新德里似曾相识。从飞机上透过舷窗俯瞰新德里，整个新德里的世界也算得上是万家灯火，马路上的灯光也有似火龙一般连绵不绝的，只是灯光昏黄了些。透过星星点点的居民楼的灯光，可以看得到影影绰绰的建筑物，大抵都不甚高，也鲜有上海东方明珠地段的夜景痕迹。后来的白天观光，也印证了我那晚的狐疑。在乘车返回住处的路途中，由近及远，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得明白一些新德里的路况和绿化，不大尽如人意，随处可见的修路和尘土飞扬，无不在默默地诉说着这里的世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国情，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想来，我的所见所闻也就无可厚非了。

初到新德里的时候，根据郎荣吉（Rajiv Ranjan）老师的建议，我原本打算每周写一篇在新德里的记述的，但后来转念一想，初来乍到，还是多听多看的好，不要无知妄议。因而，我转为每天写一篇日记，转眼已过三个月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我谨慎的觉得可以尝试写一写这段时间的心得体会了。我想我所写的内容，应该是纪实叙述的，并不做其他的虚词渲染，可能时有中印对比之处，以便使我的所见所闻更好的印证我的思考。

（笔者参加尼大谢钢教授邀请的四川大学学者讲座）

一开始，我出于谨慎的缘故，大都是一个人在我居所的附近信步游走观察。这里的地段虽然离市中心还有段距离，但也算得上是新德里的城区了。听小区的人讲，这边以前也是一片农村，只是后来附近建了尼赫鲁大学，便慢慢的与原城区合为一体了。小区的建筑是市政府规划建设的，红墙黄灰，新德里市政建筑大多是这种颜色，即便尼赫鲁大学也不例外。小区附近有几条街市，跟中国北方乡镇的集市差不多，所买卖的东西，也很平常，除了新德里本地特有的印度风味小吃外，便是印度咖喱食品较为独特，至于其他的商品，瓜蔬果菜，布匹家电，各种日常用品与中国也区别不大。有两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宗教禁忌原因，猪肉和牛肉在这里的街市上是没有公开买卖的，肉铺多是在一间临街的门面房内。以鸡肉、羊肉居多，偶有鱼虾间杂其中，不过鲜有活物。但是，我还是在街市的巷口深处一家韩国餐厅吃到了猪肉菜系的盖浇饭，味道尚可。牛肉，我也在几里外的一家中餐厅吃到过，可能是水牛肉或者做法不正宗的缘故，味道不佳。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每条街市都有OPPO、VIVO和小米手机品牌的专卖店，里面所卖的手机价格便宜，旗舰机不多。苹果手机店也有，但不多见。至于华为手机，荣耀系列还见到过，真正的华为P系列却没有。其他手机品牌，诸如东亚某小国的手机品牌也有。他们这边人手几乎也是人人一部手机的，但按键式的半屏手机还相当普遍，智能触屏手机不多。至于道路建设和城市绿化，应当说比较薄弱的。大多数马路，相当于中国县乡级的马路随处可见，且规划多有待改善之处，马路上通常是没有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区别的，各种汽车、公交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都在马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甚至拖拉机和马车在市区偏远一点的马路上也是有的。因而，我经常乘出租车（Uber）或Auto（奥突，类似于国内的摩托车改进的三轮车，北方俗称“三蹦子”）在交通拥挤处也不见得有旁边的摩的甚至自行车快捷。但是，新德里的地铁系统发展的很好，也不亚于国内上海的地铁系统。无论从地铁的硬件设施来看还是软件设施而言，新德里的地铁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化的交通设施。而且，新德里的地铁还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新德里，地铁系统很可能成为他们城市的“一张名片”。新德里的Auto和公交车虽然有许多令人诟病的地方，但是Uber（类似于国内的滴滴出行）等交通工具也还是很方便的，且价格实惠。道路绿化，比较粗放，即便有绿化的地方，绿化的植被也很少修剪打理，看上去比较野趣横生。但在德里市区，尤其是印度门和莫迪总理所住的地方，绿化还好，巨树参天，根深叶茂。在尼赫鲁大学同样是绿化面积非常大的，只是大多呈顺其自然的生长状态。坦白的说，新德里到目前为止，给我的印象是，植被状况和城市面貌很像中国的厦门市，当然两者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基础建设等尚不可同日而语。我初到新德里时，看到这里的植被，首先想到的就是厦门的花花草草，只是厦门的植被绿化，大都经过人工修剪和维护，所以看上去更令人赏心悦目一些，而新德里的植被情况被修剪的痕迹不甚明显，有点杂花生树，浑然天成的意思。说到植被的覆盖情况，新德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绿城”，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像绿色的海洋一般。前段时间，我还在和霍师兄打趣说，新德里继续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也会到处都是水泥钢筋混凝土的高大建筑物，恐怕绿化覆盖面积也会大大折扣，不知道那时的新德里人民是否还会怀念今天的“绿城”面貌呢。有一次，我去哈里亚纳邦的古尔冈一家中餐厅（如家酒店）吃饭，在这里我已经基本上看到了未来新德里的面貌。这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琳琅满目，到处都是一副现代化气息的城市面貌。古尔冈算是新德里的一个卫星城，相去三四十里的距离，有相对直达的高速公路连通，打的只要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里属于新德里的一个新区，姑且叫它“德里新区”，因为它有点类似于国内一些城市新开发的地段，建筑风格和商业类型都有很现代化的代入感。

再者，我想说一下尼赫鲁大学的情况，我此次访印主要目的就是在尼赫鲁大学，充分利用尼大的图书馆资源，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适时旁听尼大相关课程与学术会议，了解尼大的学校学习与生活情况。尼赫鲁大学，建校时间已经近60年了，在印度也是名列前茅的大学。（尼大的科研水平相当好，只是该校几乎从不参加相关的国际大学排名）主要以研究生和博士生居多，本科生数量很少，甚至更早的时候，尼赫鲁大学根本就不招收本科生。尼大校园面积很大，相较于中国的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而言，保守估计大概有四五个以上的面积那么大。这还是尼大现在面积缩小以后的情况，更早时期的尼大面积更加广阔。整个尼赫鲁大学基本上都是被低矮的小山丘和林木花草给覆盖着的，校舍建筑都不高，三五层楼高的居多，所以经常会发现尼大的校舍都在树木丛中若隐若现一般，湛清碧翠，曲径通幽。并且，到处可见一些可爱的小树鼠，在林间小道游荡，偶尔也可见到一些诸如孔雀类的野生动物。不知名的漂亮鸟类也很多，飞在枝头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使人经常有一种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的错觉。较为遗憾的是，尼大多处绿化植被也是呈自然生长状态，鲜有修剪打理的痕迹，不过部分经过人工修理的植被也挺好看的。基础设施也相对薄弱，除了几条学校主干道和校舍之间有柏油马路外，其他大片植被繁茂的沟壑林地都属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听人讲尼大原本也打算修剪校园绿化，只是校内学生并不同意，他们可能觉得崇尚自然美的校园更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校园内每隔三二百米，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流浪狗，或躺或卧或立或走，悠然自得。当然，校外的马路上也差不多情形，在我居住的小区内，流浪狗也是随处可见。刚开始见到的时候，多少还有点紧张忐忑，现在我也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好在这里的流浪狗，大都性情温和，与世无争，即便你从它眼前经过它也难得多看你一眼，或走或卧，一如既往。反倒是真正有主人的戴着狗链的家狗，有时候会盛气凌人的朝着路过的人莫名狂吠几声，多少有些狗仗人势的感觉，离它远点就好。说到流浪狗的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这里的人，基本上都不食狗肉，再加上治安管理在这方面比较薄弱，所以导致流浪狗到处可见。我想还有一点就是印度人多信仰宗教，且有不杀生的宗教思想，也是流浪狗可以平安一生的一个原因。我也的确看到过有些好心的印度大妈不时地拿些食物分给流浪狗的情况，这有点类似于上海大学内好多富有爱心的女生，经常傍晚时分也给校内的流浪猫喂点猫粮什么的差不多。可见，普天之下的好心人，总是相通的、普遍的。接着说回尼赫鲁大学的情况，尼大的基础设施方面，诸如学生宿舍、校园餐厅、教室和图书馆等，建筑风格，别具一格。多保留建筑的原始设计风貌，外墙不尚粉饰，里面会适时刷点白灰，地面会有些水泥或瓷砖的装修。校舍建筑基本与中国八九十年代相仿，最高的一座建筑要数校内的中央图书馆，大概不超过十层楼高的样子，里面的图书有多种文字的书籍，以英语和印地语常见。自习室和电子阅览室也还不错，跟国内情况差不多。只是，每次进图书馆都要在一楼先寄存好自己的背包等禁止用品。因为，该图书馆的所有书籍都没有进行电子码注册扫描，所以安全起见，也就无可厚非了。听校内的师兄讲，这在印度许多学校也是常见的现象。该校博士生的住宿是两人间标准，面积不大，里面有简易的书桌和床铺衣柜，一根灯棒和一个三叶式挂扇。餐饮方面，每栋宿舍楼都有餐厅，无论吃不吃饭，统一每月缴费3000卢比（300元人民币左右），然后，一日三餐，都可以在餐厅就餐。我去他们中央图书馆旁边的餐厅看了几次，食物与校外的印餐小店，大同小异，还算不错。尼大一共有三个正式一点的校门，西门、北门和东门。我从住处到尼大最方便的是从北门进入，这也是学校的正门。由北门走到西门大概50分钟的路程，出了西门，直接左拐过天桥下去，就到学校西门马路对过的一处商场聚集区，这处商场是一排几层高的相对现代化的建筑式楼房，里面的装修很好，商品也多种多样，有点类似于上海五角场地段简化版的合生汇或巴黎春天。总之，来这里消费的人，大都属于本地中产阶级偏上的群体，里面的物价也远高于其他地方，甚至部分商品物价高于上海。尼大的学生，很少有到这里来的。从校北门到东门就更远了，要近一个小时的步行路程。东门，我只去过一次，门前一条马路，马路对过几栋还算不错的房子，可能是酒店一类的，乏善可陈。我去尼大主要是去中央图书馆查阅资料和旁听一些课程，偶尔也参加相关学术讲座或会议，所以，也没有太多走动。尼赫鲁大学平时的学术讲座也很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莅临该校参与学术交流，尼大的师生也很积极踊跃参加会议。我刚刚到尼大的时候，就赶上了我国四川大学的一位学者来尼大做学术报告讲座。有幸参会旁听。尼大的课堂氛围很好，一般小的教室与上大差不多，人数不多，课堂上与授课老师有很多交流互动，十分热烈，这一点我感觉很好。只是课上一般没有人随意拍照什么的，我很遗憾也没有留下课堂的照片。倒是在校园里面看到过几次尼大学生为学校水污染问题和学生会选举问题的抗议集会，比较新奇。在尼大待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分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也到尼赫鲁纪念图书馆去查阅相关资料，这里原本是尼赫鲁生前的住所，可能在其逝世以后改为纪念图书馆了，里面的图书资料相对丰富，我也的确找到了部分需要的资料，复印以后带回国内。此外，经常跟尼大的印籍同学交流探讨，也使我对尼大和印度的某些情况有所了解，感觉获益匪浅。尼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谢钢（Srikanth Kondapalli）老师是我在尼大交流访学的印度籍老师，他中文极好，而且给了我很多帮助，指导我看了许多书，不仅为我提供在尼赫鲁大学图书馆、课堂旁听的方便，还把他收藏的许多有关中国的书籍借给我阅读，并讨论中印两国学者在对彼此文献翻译方面的一些需要修改的问题，我十分感谢这位和蔼热心的印籍老师给予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期间的无私帮助和学业指导。

在新德里三个月的生活学习中，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感悟。在此，我想可以就一些切身体会的学习生活写一点东西。主要是从中印两国对生活节奏的角度看问题，来陈述一下我个人的实践体会与心得。

印度与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又有些相似之处的国家。走在新德里的街头，我常常想着找出两国显而易见的区别来，除了一目了然的人种肤色、饮食特色、基础设施等相去甚远以外，我总觉得两国人民在生活节奏方面似乎更加迥异。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节奏感更强、更快，印度人民的生活节奏更趋舒缓和随意。就以早上街边的早点为例，在国内的城市，大都在六七点钟左右，已经有早点门市或摊位，陆陆续续的开始营业了，这通常意味着这些辛苦的营业者往往需要在开始营业前的几个小时内做好准备工作，所以有的早点工作者经常说他们大概在早上四五点甚或更早一点时间便开始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一切在新德里这座城市，似乎并不成立，这边的早上很少有早点营业者，极少数马路边的“印度飞饼”早点工作者，也是在八九点的时候才有的。我曾经请教过尼赫鲁大学的师兄关于新德里早点的事情，据师兄讲一般来说，新德里的早点是没有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家中吃完早点再出门工作。这样看来现实需求较低导致新德里早点营业者极少和晚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在新德里通常情况下也是在前一日傍晚早早买好牛奶和面包，以备第二天早上的早餐所用。新德里上午的工作时间通常在九点钟以后，相对来说在九点钟到十点钟之间，去市中心的马路上堵车会比较严重一些，地铁也更拥挤，这与国内上下班时间出行高峰时期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印度人民的时间准时观念的确不如中国，这也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媒体报刊上经常调侃的地方。印度人民很少在街头显现出步履匆匆，神色紧张的情况，大都一副按部就班，不急不躁的样子。即便是过马路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是晃晃悠悠的，好似闲庭信步一般。但在我们中国的街头巷尾，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我记得十几年前，还是网络电商不很发达的时候，每至节假日甚至双休日期间，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总是人满为患一般的拥挤，人山人海的。如果你置身其中，经常会听到后面的行人在催促前面的游客快一点走的喊叫声，在大家横过红绿灯路口的斑马线时，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争先恐后一般的蜂拥而过。总的来说，新德里街头的人们更倾向于慢节奏的生活而中国的城市人们经常潜意识里面喜欢凡事尽早不尽晚的习惯。

印度人民的“慢生活”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就拿我经常去吃午饭或晚饭的几个餐馆来说，不管到哪家餐馆就餐，点好菜以后，一般至少等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得到食物。除了我住宿之处的附近一家叫做“乌杜比”的印度素菜馆，因为类似快餐文化，相对上餐快很多以外，其他我所就餐的地方，都不迅速。当然，我需要指出的是，印度餐厅一般给顾客上菜是将顾客所点的所有菜品全部端上来，不像中国餐厅大都是哪道菜先做好就马上上哪道菜。这样看来，从时间上而言我们似乎很难说究竟是印度餐厅的上菜慢还是他们由于准备所有菜品全部上齐而花费的时间更久。但就我个人多次在印度餐厅就餐的经历而言和国内相比较的话，印度餐厅的确追求给顾客带来一种舒适的服务感，让人有一种就餐的惬意氛围和仪式感。而中国餐厅更多的是给顾客带来一种食物的满足感和口舌之欲的享受。在印度餐厅，基本见不到顾客因为上菜慢的问题，不停催促服务员的情况，大家更喜欢在就餐前坐在餐桌旁喝着饮料咖啡互相交谈，神态自若，十分惬意。但在中国，至少在我看来，顾客经常催促服务员上菜这件事还是多有发生的，甚或为餐厅上菜延迟太久以致出现顾客大为不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我相信，这也是基于我们中印两国人民生活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差异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饮食文化的不同。相对来说，就餐之于印度人民即是一种饱腹的需要更是一种放松身心的生活仪式，而中国人民就餐更注重生活必需的身体摄入和对自己辛苦付出的犒劳。两者无所谓何优何劣，但背后却隐藏着两国人民对待生活的文化差异，印度人民更注重生命个体的存在感，中国人民更在意活在当下的获得感。因为在乎存在，所以需要“慢节奏”的表达；因为在意获得，所以需要“时效性”结果。

（笔者邀请尼大国际关系博二研究生一起品尝中国火锅）

印度“慢生活”的节奏在街头巷尾的一些自由工作者身上也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得到。我经常出行需要乘坐Auto（奥突，类似于中国北方摩的改造的三轮车，俗称“三蹦子”是也）或Uber（类似于国内的滴滴打车系统），但很多时候，我经常可以看得到，Auto司机将车停在一个路边的树荫下面，躺在车上呼呼大睡，或者Uber司机把车停在马路边，坐在座位上举着手机看视频的现象。当然，坦白的说，我并不是说，印度人民不勤劳，相反，大多数时间这些Auto和Uber的工作者都是非常辛苦的在马路上忙碌着的。到处可见他们的车辆，川流不息在新德里的每一条马路上。我只是说，他们似乎很会“忙里偷闲”，知道生活与工作并不一定总是冲突的，适当的休息娱乐会使一直由于工作劳累而紧绷着身心得到应有的放松，我倒是觉得这是对自我生命存在感的尊重和呵护。有时候，想想国内那些大城小巷里有多少人因为迫不得已的生活压力而不得不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的辛苦工作时，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既有对国人生活无奈的心酸同情又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莫名悲哀，毕竟那也是我将来逃脱不了的生活宿命。有时候，一个人漫步在尼赫鲁大学的校园内，经常可以看得到许多园艺工作者拿着一把长约一米左右的长柄弯头砍刀，通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一起在马路两边走走停停，砍除杂草。同样的情况，在新德里马路上那些修建地铁或城际间高架轻轨的工人中也十分常见，他们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做的也比较随意，大家一起有说有笑的倒是十分和谐的一幕工作画面。我知道这些工人，往往报酬不高，但我并没有在他们的面部神态上看到疲惫不堪和满眼焦虑的神情。印度人口众多仅次于中国，但他们的就业岗位的确太少，制造业可以满足的工作需求相对有限，所以导致很多青壮年劳动力没有合适的工作，做着薪水不高且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马路上的树荫下经常可以看得到零零散散的推着冰箱车卖冷饮的自由工作者，冷饮的种类繁多，多以奶油味的居多，价格与国内也相差无几，但更多的时候，这些自由工作的冷饮小贩只是在固定地点的树荫下玩手机，生意并不“兴隆”。他们也没有因为买卖不善而显得十分忧愁，大概是习以为常了，也可能是无可奈何。但这种泰然处世的心态还是值得我们去细细思考的，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民族众多，宗教复杂，人民的工作收入很多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但社会秩序基本正常，治安良好，没有大的甚至特别引人注目的混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奇迹”。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印度人民基于宗教精神影响下的乐天知命和逆来顺受的“慢生活”式节奏所致。在此，我并不打算去深究宗教精神是非如何，我只是觉得一个国内年人均GDP（2000美元左右）与非洲尼日利亚国家差不多的国家，在“慢生活”节奏下依然可以取得比我们中国发展速度更快的目标，实在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据我所知，中印两国建国时间相差无几，国家基础也差不多，印度当时各方面而言，总体上稍好于中国，即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印度的国家发展水平也绝对称不上比中国差。但是最近40年以来，尤其是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的领导下，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水平在各个方面逐渐拉开了距离。最迟从1992年开始，中印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迅速加大，以至于今天的中印两国就国民生产总值而言，中国大概是印度的5倍之多。我并不是对中国的发展进度有自夸的意思，只是客观陈述一种事实。对此，我也无意由此便证明中国各方面都比印度好，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制度优越云云。我个人认为，各国都有各国的实际国情，都有他们自己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是无可厚非的。适合自己的便是最好的，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发展就很好。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很多人为了更好地发展，倍感压力，甚至精神焦虑，身心疲惫，对于自己的付出与获得总有一种获得感不高的感觉。我知道我们国家需要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与工作学习方面不断完善自我，为人民创造更有尊严感和生活保障的条件。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得出，中国人民基于“快节奏”工作生活下的生存动力是十分强大的，可能在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都罕有匹敌的。目前的印度人民，似乎生活节奏依然是“慢生活”式的，但国家的发展速度却在十分快速的进行着，这种看似对立却又矛盾统一的一面，我想是十分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前一段时间，看到一篇关于中印发展的文章，有人将印中的发展节奏比喻为“龟兔赛跑”，中国像一只蹦蹦跳跳的迅速而又敏捷的兔子在发展的道路上疾驰，而印度更像一只慢慢悠悠的乌龟，不急不慢的缓缓前行，其实两者都在朝着各自幸福的目标不断前进，只是到达终点的时间不同而已。至于谁先到达，谁后到达，那篇文章给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我倒是认为，两者正常情况下，都会到达目的地的，只是现实中的印中两国发展情况并不真的是寓言故事里的“龟兔赛跑”，中国这只“兔子”也极不可能在中途睡觉等待印度那只“乌龟”的。印度也并不是真的一只“乌龟”在晃晃悠悠的追赶中国的发展脚步，最近几年印度的发展速度逐渐超过中国便说明了一切。当然，这里面涉及的各个方面有关发展的复杂原因实在太多，在此我不能一书写尽天下理，不便展开。总而言之，中印两国这种基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的不同生活理念都是由各国实际国情和社会文化习俗所决定的，无可厚非，各有千秋。

我在新德里许多名胜古迹处观光时，发现好多处古迹遗址都是长满荒草与杂树的。原本新德里的植被覆盖率就非常的高，到处都是绿树成荫，苍翠欲滴的，在一些古迹遗址地带见到许多自然风光的面貌倒是令我多少有些诧异的，相比较国内的许多名胜古迹不断复建翻修和人工绿化而言，新德里的古迹遗址更多的是保持自然状态，翻修情况也有，但不如国内的普遍。像胡马雍陵古迹遗址，的确也有修补，但给人的感觉是在更大程度上尽力保留了原始的自然状态，并没有让人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旧物新作的既视感。印度国家博物馆的一些文物甚至就原封不动的摆放在展览走廊里面，有人在一旁看护，禁止游人触碰。红堡与甘地陵、贾马尔清真寺里面的建筑许多都在进行维修，但也可以看得到，对于原本就保留着原始风貌的艺术雕刻等，后来的维修丝毫不动。这倒有些类似于我们国内提倡的“修旧如旧”的文物修补方法。其中，Tughlakabad Fort这一处古迹遗址，面积广阔，地下文物丰富，地表大都是断壁残垣，一派荒凉萧瑟。但即便如此，整个遗址区大都是以各种自然植被覆盖着的，听人讲是因为印度考古当局认为以现有的印度考古发掘技术无法保证发掘出来的文物可以完好无损的保存，所以坚持不发掘，不开发，只是种植植物，派专人看守遗址而已。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是印度考古局的十分明智之举。同样的情况，即便是在距离新德里城市几百里以外的斋普尔名胜古迹区，也是如此，许多遗迹地带覆盖着茂密的自然植被，只在四周留有看守的看护人员。当然，在此，我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可能受限于保护古迹遗址的经费所致，印度的许多历史遗迹也不可能像我们国内的某些遗址景点一样得到充分的发掘保护与观光开发。再者一点便是，印度的历史遗址古迹，就我目前所看到的多处建筑情况而言，大都是以石块建筑居多，原本也就坚固耐用，容易保存很久而不受损害，建筑外围通常又有石块建成的城墙环绕四周，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主体建筑的安全性。这与我们国内传统意义上的砖木结构的古迹建筑相比，具有先天的安全优势。一般古迹景点，除非是类似于贾马尔清真寺的宗教类著名景点可能游客及做礼拜的人会很多以外，其他景点，我并没有看到过太多游客。各处的游客还是以印度本国人居多，外国人很少。各个景区的票价也不高，印度本国人大概在2元到6元人民币之间，很惠民价的。外国籍游客通常在30元到60元人民币之间，也还可以接受。我在此写这么多名胜古迹的遗址情况，其实只想证明一点，相较于我们国内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热情高涨，印度对于其国家的文化遗迹更多是给予耐心的等待，更愿意在不破坏遗迹原始风貌的情况下，把最好的发掘研究和商业开发留给未来的时间。我想，这的确是我们在面对国内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应该值得深思的一面。

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都是基于各自国家实际情况下的真实写照。新德里的“慢生活”节奏给我带来的印象是印度人民稳健的发展步伐，张弛有度，按部就班。这里的人似乎相信时间胜于相信自己，他们只做到自己认为合乎自己需要的一面，力有不逮或勉为其难的事情，大概都是明天的事情。而中国人民给我的印象，总是急急忙忙的追赶太阳一般的忙忙碌碌，我们中国人似乎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永远都沉浸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人生轨迹里。我无法判断中印两国人民这种基于“慢生活”与“快节奏”的迥异生活状态，孰优孰劣，但我相信，中国和印度是一对友好的“兔子”和“乌龟”，他们会共同抒写同样的幸福，一起走在各自人民希冀的康庄大道上。

（笔者在斋普尔琥珀宫参观留念）

其实，来到新德里的三个月时间里面，我去的地方和所见所闻，远不止这些，比如斋普尔之行，“印度门”附近、印度国会大厦、胡马雍陵、阿格拉泰姬陵、贾马尔清真寺、德里古天文台、印度国家博物馆等，或学习或游行，所见所闻，获益匪浅。但限于篇幅有限，我打算就写到这里吧。也许，我的所见所闻都是流于表面的浅见之谈。不过，我觉得本着“饥来吃饭倦来眠，眼前景致口头语”的纪实性书写，兴许多少还可以分享些有用的心得体会。最后说一句，每个国家都有属于各自发展的实际阶段，这原本无可厚非，并不是我们用来互相揭短的取笑式谈资。心存理解与包容之心，客观理智的看待国与国之间，彼此的发展处境，会更有利于彼此之间的认知与谅解。我觉得中印两个拥有几千年文明传承的历史国度，必有他们各自熠熠生辉的傲人之处和各具特色的生存智慧。我们都会拥有属于我们各自的美好未来。

最后，我非常感谢上海大学给予我此次印度短期交流访学的宝贵机会，感谢郭长刚教授和郎荣吉（Rajiv Ranjan）老师的支持，感谢印度尼赫鲁大学谢钢老师及尼大同学的无私帮助，使我此次印度尼大访学交流之行收获颇多，学习内容充实，所见所闻有益，开拓了我知识的视野，增进了我学习生涯的阅历。再一次感谢上海大学及所有给予我此次尼大交流访学之行帮助的老师和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