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长刚 | “新轴心时代”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郭长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促进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的开放，然后是体制、规则、标准的改革，是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球治理基本也是如此，先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便利，然后是规则、体系，乃至与规则体系密切相关的文化与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变革，是谓“新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对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态势有深刻的洞察和把握，要认识到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处于一个“新轴心时代”。唯有对这个新轴心时代的特征有了充分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治理理念才能经得起检验，我们的全球治理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才更具有自信。

一

“轴心时代”的概念源于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段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的几大文明区域如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等地，在基本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几乎“同时”达到了同一个认识高度，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善”的生活，如何组织一个“善”的社会，或者如何达成“善治”，出现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犹太先知、苏格拉底等思想家，从而推动形成了儒家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等不同的文明形态，塑造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明当时没有孰高孰低，都是对“善”的一种思索，对“正义”和“秩序”的一种追寻。这构成“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目标的一致性，以及实践路径的多样性。

为什么会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出现轴心时代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生产力的发展。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走出了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了“高科技”的铁器时代。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流动，于是造就出了一个新的富有阶层，这个新崛起的经济力量不甘心于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对当时由世袭贵族垄断社会政治权力的局面非常不满。“始于公元前750年前后的经济扩张，其主要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产生了一个富人集团。这个集团……必然日益感到被排斥在政治特权之外，是非法的和不讲道理的”，他们要终止这一社会状况。

可以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就是传统的社会秩序（由世袭贵族主导的社会秩序）崩溃、新社会秩序（由豪门贵族主导的）确立的时代。一如著名古史学家刘家和先生指出的，“约公元前8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血缘关系在印度、希腊和中国都经历了一个削弱或解体的过程”，取而代之的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

二

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人类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这一“新轴心时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们开始走出对西方模式的迷恋，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重新展开多元化思考和探索；其次，世界上出现了推动新的国际体系或秩序形成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历经动荡和剧变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是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求“去殖民化”，反对美国或者西方霸权。另一方面，欧美社会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需要强调的是，欧美社会的这些社会运动正是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才形成的，而且，在整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反殖民运动始终都在为欧美的社会运动、新左派知识分子提供着重要的斗争策略和理论资源。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经有过十分贴切的表述：“六十年代”有着一个“第三世界”的开端。

因此，我们认为，“六十年代”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正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广大的第三世界能够直接而“主动”（不是被动）地影响欧美社会的发展，致力改变由西方社会主导世界秩序的局面，改变由西方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如果说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的那个轴心时代，哲人们是在各自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如何达到一种“正义”秩序的话，那么，“六十年代”开始的“新轴心时代”，则是在全球文明互动的形势下，致力实现国家、民族、族群、性别的各种身份的平等，反对造成各种不公的“强权”或“霸权”。在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运动人士的想象中，他们的斗争具有一个共同的终极目标，并形成一种“全球意识”，即对“主导性的权力结构、文化体系和日常生活的方式和行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对欧美等西方国家而言，是内部的社会运动；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对国际政治、国家之间权力结构发起的挑战，也就是反对殖民，追求民族独立；在理论上，则表现为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以及对现代性理论的摈弃。

如果说公元前800年开始的那个轴心时代是得益于铁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从而在不同的文明区域造就出了一个新的富人阶层，形成了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动能，那么，20世纪后期逐渐加速的全球化和日益普及的互联网等新技术，则为广大西方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从而造就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而这些新兴经济体势必会影响到原有的国际格局。一句话，“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现在，推动世界格局和秩序重构的新的力量业已形成，西方世界无法继续一家独大，在全球治理中他们需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商量着办”，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因而正处在新轴心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上。

在这个新轴心时代，西方世界不应再是主导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应再是“普世适用”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形成了强大的自立意识，他们不想再被动地被西方以各种形式进行“统治”或“殖民”，如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制度的、文化的、观念的统治等，或者被动地模仿西方，不再想“被表达”，被西方表达，而是要自我发展，自我表达，建构自己的话语。如果说二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引发了“六十年代”遍及欧美的社会运动的话，当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则相当程度上促发了欧美社会新一轮的社会抗议运动，当前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就是这一历史发展新趋势的反映。

三

全球治理体系的这种变革趋势已然引发了原有体系话语掌控者美欧一些国家的各种“不适”，因为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美欧一些国家出台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以及各种“退群”、收紧移民政策、舞动关税大棒、实施技术封锁等逆全球化现象，都是这种“不适”的综合体现。

面对新轴心时代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发挥“中国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努力避免被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欧一些国家视为“另起炉灶”，改变或者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我们主张自己是现有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主要维护者，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如何“把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还任重而道远。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概念，是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增强议程设置能力的一个初步尝试。西方社会为维护其对世界秩序的主导和掌控，曾精心设置过一系列议程、理论，编织过舆论宣传渗透力极强的意识形态网络，如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现代性理论、人权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历史终结理论等，为遏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近年来又设计出“修昔底德陷阱”“债务陷阱”等概念。要破解西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这种话语霸权，需要设置相应的议程，从学理上进行深耕，并努力使之成为全球共识。“新轴心时代”就是一个必要的理论议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轴心时代，全球治理不是以某一个国家、社会、地区、文明的规则去“统治”或“统一”整个全球社会，也不是进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社会制度的一体化、价值观念的一体化，而是必须认识到“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实践路径的多样性，然后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共商、共建、共享。

总之，新轴心时代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自觉，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双重加持下加速形成。不过，新轴心时代还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既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也潜藏着超车失败的风险。新轴心时代能否最终成型，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取决于新旧力量的博弈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