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视角下的拉丁美洲研究

——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2019年年会侧记

文/张琨

美国“拉丁美洲研究协会”（LASA,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于1966年，现今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与拉丁美洲相关的专业学术协会，有超过12000名的会员（其中65%的会员居住在美国之外）并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在信息分享、学术交流与专家培养方面，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在全球拉丁美洲学术圈有着不俗的影响。

在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与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高原学科的资助下，我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安东尼奥·萨帕塔（Antonio Zapata）、博士生萨尔瓦多·马力拉罗（Salvador Marinero）、露西娜·卡尔索格里奥（Lucila Carzoglio）贡萨洛·吉喜诺（Gonzalo Ghihhino）参加了2019年5月24日-28日于美国波士顿举办的拉丁美洲协会年会“我们的美洲：公正与包容”（Nuestra America: Justice and Inclusion）。年会中，我不仅旁听了众多自己感兴趣的议题，还以上海大学的名义组织了一场题为“中国与拉丁美洲：全新的跨国视角”(China y America Latin: Nuevas Perspectivas Transnacional)的小组发言，并与现场二十多位听众进行了问答互动。通过为期4天的会议，本人对LASA年会的构架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尝试在自身研究兴趣的基础上，对这次会议作出一些解读。

LASA年会由多个审核通过的“讨论小组”（Panel）组成。组织者通常需要在上一年度的10月向组委会提交申请书，其中包括小组的研究议题与参与学者的发言提纲。总体而言，申请通过的概率在50%左右。审核通过后，组委会将按照议题将讨论小组分类。今年LASA年会的讨论议题便有36个之多，包含“拉美非洲裔与印第安原住民”、“农业与乡村生活”、“城市与城市规划”、“经济与发展”、“历史与史学史”、“性别与女性主义”、“健康研究”、“人权与记忆”“国际关系”、“文学与文化”、“美洲文学”与“劳工运动与阶级关系”等。每一个议题下面都有数量不等的“讨论小组”，从多个学科角度对相关议题进行阐释解读。除去常规的“讨论小组”之外，LASA还特地设立主席团会议（Presidential Sessions）与分会团会议（Section Sessions），用来探讨关注度较高的议题。比如，今年主席团小组便设置了“从民众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特朗普时期的美洲”、“媒体、新闻与民主”、“古巴革命：六十年之后”与“移民家庭与青年：公正与民主”等议题。分会团会议的议题也遵循了这一原则，与组委会中有关不同大洲的分会（亚洲、欧洲与非洲）相结合，设置了许多有吸引力的议题，涉及移民、毒品、卫生、选举与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等。总体来说，这两类会议参加的听众一般较多，个别有学术明星出场的会议甚至座无虚席。相比之下，一般的“讨论小组”则没有这等待遇，除去极个别的小组之外，听众人数能达到20左右算是不错的了。很多讨论小组的听众屈指可数，有的甚至被剃了光头。会议的语言以英语和西班牙语为主，两者之间的比率大致是一半一半，经常在讨论小组中会碰到英美学者与拉美学者之间各自操着母语进行无障碍交流，不得不感叹西方语言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为学术共同体的造就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除去讨论小组和会议之外，LASA年会中的另一项福利便是书展。世界各大知名出版社携近两年来出版的相关新书前来销售，且通常还有一定程度的折扣。会议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逛一遍书展。可惜的是，书展主要以大学出版社为主，并不包括这一领域知名的商业出版社。所以虽然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杜克大学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与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UNC Press）带来了不少好书，但像“二十一世纪”（Siglo Veintiuno）、“南美洲”（Sudamericana）、“经济文化基金会”（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a）与“星球”（Planeta）却不见踪影，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本届年会给我带来的最深印象，便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在全球拉丁美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重要性在不断提升。粗略统计一下，与中国相关的小组讨论已经接近20场，涵盖了文学、历史、经济、国际政治等多个领域。而在2017年秘鲁的年会中（我那时旁听过），这一现象还不明显。在上述与亚洲或中国有关的小组讨论中，我感觉主要可分为三类：

一是文学翻译与文化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强调亚洲（主要包含中印日韩）与拉丁美洲作家之间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给双边文化与认知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基本以拉美或者亚洲小说、游记与杂志为基础，并以个案切入，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来发现重构上述影响。一些日韩裔学者还试图对“跨太平洋”这一概念进行分析与批判，通过词源学以及个人经验，比如地理学意义上的“对拓点”（Antipoda），来界定“跨太平洋”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甚至试图最终将其上升为一种带有浓重亚洲色彩的研究路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匹兹堡大学的韩裔学者维罗妮卡·金（Jun Young Veronica Kim）与卫斯理学院的日裔学者萩本耕一（Koichi Hagimoto）。两位学者不仅参加了多场有关亚洲与中国主题的小组讨论，更是组织了两场“作为方法的跨太平洋研究”（Transpacific Studies as Method）小组讨论，试图通过翻译以及文化研究对概念进行进一步地讨论与界定。在问答环节，小组中来自普及特海湾大学（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的莫妮卡·德哈特（Monica Dehart）认为传统的区域研究将原本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人为地分隔开，无助于认清世界互联互通的真实情况。康奈尔大学的佩德罗·埃尔伯（Pedro Erber）则以巴西媒体中的日本影响为切入点，指出了亚洲与拉丁美洲是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自身，因此带有一种跨太平洋的全球特征。来自密歇根大学的李成庆则在“应用”与“翻译”的理论框架下，比较了拉美与韩国之间对各自经典书籍的翻译与吸收的差异。

二是中国与拉丁美洲在经贸投资往来以及所带来的国际政治影响。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已成了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首位或者次位的经贸合作伙伴，拉丁美洲也成了除亚洲外，中国首要的投资目的地。双边经贸投资交流的加强引起了美国的焦虑与警惕，并致使美国加强了对该地区的行动。在这次LASA会议上，各路学者都对这一新的现象作出了不同的阐释。在有关中拉日益密切的经贸投资关系方面，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与中国经贸投资关系的加强是拉丁美洲发展的一个契机，因为中国可以为拉丁美洲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有的则认为这一关系会使得拉美国家的依附性更加严重，因为在双边贸易中，拉丁美洲所能提供的依旧只是附加值较低的初级原材料产品。中国人民大学的崔守军教授便与墨西哥国立大学的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教授一起，组织了“中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变化国际秩序中的挑战与机遇”分会讨论小组，就中国对拉外交政策的形成、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以及中国在拉丁美洲所带来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做出来自己的解读。

除此之外，最近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也成了拉美研究关注的焦点。一批拉美学者就这一话题，组建了一个名为“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拉丁美洲如何能够继续生存？”的讨论小组。小组名的设置颇有趣味，后续的发言和讨论也比较客观中肯。比如，小组中的拉美学者均认为，贸易战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信任度以及对自身的信心都在降低，这一改变在于美国看待中国发展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拉丁美洲必须思考自己的位置，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他们还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并没有一个全盘的、持续性的对拉外交政策，这导致了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外交事务中处于被忽视，从而为中国影响力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机会。阿根廷学者安德烈斯·马拉穆德（Andres Malamud）表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长期性的，拉丁美洲对此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在面对这一纷争时，拉美应该避免直接卷入纷争，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墨西哥学院的安娜·维拉斯科（Ana Velasco）认为在评判中美竞争时，不同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应该根据自身国家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方略，从而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最后则是以全球史为研究视角，重构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联系的历史学研究。其中，布朗大学华裔教授胡其瑜在拉美华人移民与马尼拉大帆船这两个议题上有很深的造诣，并持续推进着相关研究。这次会议，胡教授组织了“跨太平洋视角下对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史的再想象”这一小组，三名来自布朗大学以及西班牙的博士生分别就“克里奥尔人”的跨太平洋视角下的含义，西班牙与中国在菲律宾的相遇以及马尼拉大帆船中一些作物和食品的名称来源等议题做了相应的介绍，通过具体的案例与档案，将15-16世纪的亚洲、欧洲与美洲串联了起来。上海大学组织的的讨论小组则将注意力聚焦在了当代，着重介绍讨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与拉丁美洲在民间外交、思想文化传播以及第三世界主义构建等方面的联系。另外，两个由美国和俄国学者组织的有关拉美共产主义的讨论小组，也涉及到了这一时期中国与拉丁美洲党派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这两个小组中来自俄罗斯、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研究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不仅初步确定了明年上海大学拉美学术研讨会“拉丁美洲的跨国共产主义”的参会人员，还受邀为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规划出版的相关书籍撰写特定章节。

尽管关于亚洲与中国的议题相较前两年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来自中国的学者却依旧寥寥。很多涉及到中国的小组讨论缺乏来自中国的视角，不免让组织者和听众都觉得有些许遗憾。然而，这一现象也恰好证明了拉美研究中“跨太平洋”视角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全球性的拉丁美洲研究，期待着中国学者们的加入。正如胡其瑜教授在其讨论小组中所说得那样：“只有当中国学者也参加进对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研究对话时，我们的研究才算真正的名副其实”。事实上，在文学、经济、历史、人类学、考古学与国际政治等领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能够尝试着在国际学术平台与同行进行对话的学者与团队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未来国际性的拉丁美洲研究中，无疑会出现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孤立的地区研究的解释力已经越来越低，人们开始习惯于将地区性事务与过往历史放入全球网络中去考察，“牵一发而动全身”便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跨太平洋”或者是否“拉丁美洲”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人们开始跨越自然与人为的边界，对一个个关心的议题进行交流与探索。